【原刊編者按】作為全國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課程自設置以來，已取得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也在客觀上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學術邏輯和文化意涵，但這種邏輯和意涵目前尚未被學界充分關注并加以專門闡論。為進一步增強“綱要”教學的學術邏輯與文化力量，建構“綱要”教學的整體研究框架和理論方法體系，有效激活馬克思主義學院在中共黨史研究中的學術潛力，加速中共黨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學術共進，《中共黨史研究》特設置“‘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教學的學術邏輯和文化意涵”筆談欄目，既高度注重“綱要”教學一線教研人員的思想總結，又充分考量歷史研究者對于“綱要”教學的殷切冀望，共同從學術邏輯和思想理論的角度提出一些問題和建議，實現(xiàn)教學工作與歷史研究的學術融合。在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將近一周年之際，本期先行推出幾位學者的筆談文章，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李蕉，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100084）。

【原文出處】《中共黨史研究》（京），2020.1.16～23

作為國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組成部分，黨史教育是培養(yǎng)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基石。正所謂“育才造士，為國之本”，但以史明智，需因時而進、因勢而新。當我們重審改革開放以來40年的黨史研究，往往會驚嘆于其間多樣性或差異性的巨大，即便這些研究均以中共歷史為研究對象，它們所牽涉的范圍卻早已超出了歷史學甚至人文學科的固有分界，所引發(fā)的討論業(yè)已帶動世界各國對“中國道路”從理論到實踐的新一輪爭辯。

面對近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今的中國和中國共產(chǎn)黨如何描繪自己的“坐標”，如何導引青年與國家同向同行，皆離不開在教材里、在課堂上、在育人的全過程中對中共黨史的重新闡釋，若青年看不清“從哪里來”，自然無法判斷“向哪里去”，黨史及其學術研究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對青年人的“導航”價值正日漸凸顯。但也因為其“導航”之功用，黨史教育在近些年來尋求“守正創(chuàng)新”的路途上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一些頗有影響的研究新論亟待納入對話范圍，一些頗具創(chuàng)見的研究新法也需要給予切實重視與回應。然而，在筆者看來，黨史教育的創(chuàng)新性步伐較為緩慢，原因之一是陷入了對“正”“新”關系的線性理解，就如同在一個二維空間內(nèi)只能描繪出“新”是不同于“正”的另外一個點，卻遮蔽了二者既具有顯著差異但又存在可辨的內(nèi)在統(tǒng)一的真實關系。高等數(shù)學為了精準描述兩點或多點之間的相對位置，一個常用的方法是構建該點所處的“高維空間”，在多個維度下對其重新定義；而真實的歷史亦類似于一個“高維空間”，“事件”需要借助不同的坐標軸加以共同闡釋，否則就難以厘清“正”“新”之關系。筆者不敏，擬借用這一說法，簡要辨析當前黨史教育所面臨的困境，進而對中共黨史教育提振自身“導航”效用的可能性略作反思與重構。

黨史教育融匯于小學、中學、大學等各個階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年級越高，黨史教育的“導航”功用就愈加重要。然而，面對信息時代的日新月異以及當前社會的快速發(fā)展，黨史教育有時無法及時而清晰地指引青年學生的思想“位移”。究其原因，固然有話語和形式等多方面緣由，但更重要的是黨史教育的“導航精度”未能及時跟上青年思維的發(fā)展以及時代進化的速度，就如同早些年間的導航軟件——“人走了，地圖上的小點卻依然沒動”。就此而言，黨史教育要想進一步激活“導航”功能，強化“導航精度”，就不能止步于改換形式，更在于更新內(nèi)容，為青年構建起一個能與當前世界有效對話的思維“坐標系”。

要引領青年，這一“坐標系”需要有一定的精度，使其能夠回應社會思潮的前沿動態(tài)。事實上，現(xiàn)代史學的一大發(fā)展便是借助其他學科的工具和方法來提升自身的研究精度。19世紀以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傳統(tǒng)史學皆以重大政治、軍事、外交事件以及重要歷史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反思成敗，以資后人。但伴隨各國的現(xiàn)代化轉型，粗線條的敘事難以解釋復雜的現(xiàn)實，于是19世紀之后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研究悄然興起，他們主張擺脫狹隘的政治史研究，注重對歷史規(guī)律的探求，推動史學向科學邁進。20世紀初期，這一思潮經(jīng)日本傳入中國，揭開了中國“新史學”的帷幕，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學人大力倡導歷史學應敘述“群史”“民史”，“求得其公理公例”，“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yōu)勝劣敗之世界”，而中國共產(chǎn)黨對自身歷史的書寫亦由此發(fā)端。1929年被視為中共書寫黨史的起點，當時瞿秋白在莫斯科創(chuàng)立“中國黨史研究室”，開設“中共黨史”課，并開始有意識地搜集史料^【1】。而當瞿秋白向全黨發(fā)出征集啟事時，他不僅希望黨內(nèi)同志能提供“參加革命、參加會議”的信息，還特別提及需描繪“社會上各種現(xiàn)象和征狀：各階級的情緒，和相處的關系態(tài)度等，群眾組織的情況和黨與群眾的相互關系……最好能說到當時社會市面生活（行情，交易，交通等）”^【2】。由此可見，黨史書寫是因勢而動的產(chǎn)物，旨在由下而上地考察古今遞變之根源，并逐步在理論前沿的動態(tài)發(fā)展中確立唯物史觀，這樣的歷史是從理論前沿中走出來的“活”的歷史。從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40年代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國共產(chǎn)黨人扎根中國大地，洞察世界大勢，帶領中國人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鼓舞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這樣的歷史是從革命實踐中走出來的“活”的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盡管中央一度加大了黨史的整理編纂工作，但受到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影響，黨史研究受到極大限制。至80年代思想解放，中國的現(xiàn)代史學才重新起步，并與經(jīng)濟、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融會結合，力求更加深刻地分析世界。但令人遺憾的是，40年來，黨史研究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遲滯于近現(xiàn)代史研究，而存留于課本之上的黨史教育又遲滯于學術化的黨史研究。相較之下，課堂上的分析難稱“精準銳利”，但若青年學生從黨史中讀不出理論的“透徹”，也摸不到時代的“脈搏”，黨史便難免被誤解為博物館里的“展品”而失去原有的活力。

要引領青年，這一“坐標系”還需要有一定的高度，在宏闊的視閾中高屋建瓴。在黨史教育之中，事件史一直占據(jù)著非常突出的地位，以至于在通常的史學分支（如政治史、經(jīng)濟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外，還形成了五四運動史、土地革命史、抗日戰(zhàn)爭史等以事件為中心的獨立研究領域。如此劃分，盡管帶動了對某一專題的專深探討，但“事件”的凸顯往往也遮蔽了事件所發(fā)生的“路徑”?！包h史”投射于青年人的腦海之中，似乎成為跳躍的“不同時期的革命”。然而，類似為何會爆發(fā)“革命”、前后“革命”之異同、今天再談“革命”又意在何處等一系列更本質(zhì)、更深層的問題，卻是僅僅仰賴提升“坐標系”的精度依然解決不了的，因此這一“坐標系”必須要能在更廣闊的視野中申論“革命”。梁啟超在批評李瀚章主編的《曾文正公年譜》時指出：“只敘譜主本身的命令舉動，只敘清廷指揮擢黜諭旨，其余一切，只有帶敘，從不專提。使得我們看了，好像從墻隙中觀墻外的爭斗，不知他們?yōu)槭裁从袆儆胸??！?sup>【3】金沖及在近期向青年學者論及“治學基本功”時還專門引用這一材料并評價說：“這個比喻很形象，也很深刻?！?sup>【4】事實上，視野過窄、只述不論，也是西方史學近一個世紀的重要缺陷。誠然，19世紀興起的蘭克學派帶領史學擺脫了哲學和神學的束縛，但在與“科學”的結合發(fā)展中，“重事件描述而輕理論分析”的趨勢愈演愈烈^【5】，而20世紀的“年鑒學派”對片面重視研讀原始資料、片面考察“短時段”的取向提出了嚴厲批評，代表人物布羅代爾曾尖銳地指出：“不要只考慮短時段，不要相信最吵鬧的演員才是最可靠的——還存在著其他的比較安靜的演員”，“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響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她第一個在歷史長時段的基礎上構造了真正的社會模式”^【6】。由此，不少學人開始重新倡導“大歷史”，但“大歷史”并不等于簡化的歷史，而是更強調(diào)對歷史“連續(xù)性”和“階段性”的辯證把握，這是從史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20世紀80年代末，黃仁宇看到中西方史學發(fā)展的隱憂之后提出重新修訂歷史，并一再強調(diào)目前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視界”^【7】。其實，唯物史觀便是一種高屋建瓴并能推動史學家推陳出新的“更高的視界”，諸如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受其滋養(yǎng)自不必贅言，唯物史觀還深深影響了一代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治史路徑，其中也包括王國維、馬一浮、陳寅恪等諸位名家。由此推想，今天的黨史教育若能運用唯物史觀幫助青年一代建立更宏闊、更高遠的思維“坐標系”，馬克思主義理論便可蛻去“口號與標語”這層被誤讀的外衣。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钡簟白鴺讼怠钡木炔粔?、高度不夠，人們或看不到“瀾”的微波，或看不到“瀾”的余波，自然也就悟不出“術”來；即便是通過反復訓練形成了深刻的記憶，但對“術”之高妙怕也是懵懵懂懂，難得其要義。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思維世界都是一個高維空間，歷史思維便是借助“時間軸”用過去的經(jīng)驗對當下作出合理解釋，因此對歷史的理解不能簡單化、平面化，即便各個時段是相互依存的，但也不能線性地將其歸結為因果關系。這種高維的“思維坐標系”能幫助我們洞察世界，“升維”與“降維”便是認識世界、分析世界的基本工具；學習歷史，則是讓我們不斷練習在這一坐標系下使用“zoom-in”和“zoom-out”，進而實現(xiàn)更精準的自我定位與更高遠的理想設定。

經(jīng)典的黨史教育往往呈現(xiàn)為一組組宏大的論題，如“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共產(chǎn)黨是抗日戰(zhàn)爭的中流砥柱”等等。對于這些命題，學生可謂耳熟能詳，但對其背后的緣由往往含混不清。講清“歷史為什么”本是黨史教育的重點，但在傳統(tǒng)考核方式的指揮棒下，宏觀論題被平面化、臉譜化，而大道理不讓人完全、徹底地信服，在一定程度上實歸因于沒有“設身處地”?！吧S”，便是要破除這種簡化的敘事，再現(xiàn)過程的復雜性，抽絲剝繭地講清歷史發(fā)展的動力。

“升維”是在更廣闊的思想譜系中講理論，讓理論“活”起來。作為無產(chǎn)階級政黨，中共一貫強調(diào)理論學習，“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8】，但“講透理論”并不容易，它要求黨史的教育者將“理論”帶回“歷史場域”。美國歷史學家史華慈擅治思想史，卻提醒人們不能將思想視為“觀念自主的演變”，而是“與思想以外的因素相互影響”的過程。他還特別指出：“就中國共產(chǎn)黨的黨史而言，至今仍是一理想和現(xiàn)實互動的場面，馬列主義與中國未來的關系仍然是個開放性的問題?！?sup>【9】由此可見，“講透理論”絕不等于反復灌輸各種專有名詞和概念術語，而是要將這一概念“為何重要”“有何特別”等在歷史脈絡和語境中講清講透。譬如黨史語境中的“科學”一詞，便是典型一例。自“五四”以降，“賽先生”成為一大話語中心，然而回到歷史，“科學”一詞所承載的差異性遠遠大于共同性。哲學系的課堂或許會分析“科玄之戰(zhàn)”中“科學”信仰者的不同思想根源——丁文江是擁護皮爾森的科學的哲學，胡適是擁護杜威的實用主義，陳獨秀自認是辯證唯物論者，吳稚暉則是18世紀唯物主義的擁護者，等等。但對黨史教育來說，講到這一層仍為不夠，因為它沒有回答“科學”對于黨史有何意義。事實上，黨史中的“賽先生”在思想譜系上勾連著“科學—唯物辯證法—自然辯證法—革命”這一邏輯鏈條，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科學話語”影響了“中國革命要往哪里去”。1928年，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陷入低谷，共產(chǎn)黨人陷入重重反思：一邊是國民政府以“科學”為核心展開社會重建，計劃雄心勃勃地發(fā)展工業(yè)；另一邊是蘇聯(lián)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并強勢提出“自然科學的黨性原則”等簡單化口號。“科學”指引著現(xiàn)代化的方向，但僅有“科學”，國家就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嗎？一些現(xiàn)實的矛盾引發(fā)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困惑。為了辨析革命理論、尋求革命道路，中共中央文委在1930年5月成立“社會科學家聯(lián)盟”，在斗爭中反思前進的方向。艾思奇就在當時受到左翼思潮影響，從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開始認真反思“科學”與“革命”的理論關系^【10】。事實上，“科學”并非孤立存在——“數(shù)量”能使科學知識精確，“實驗”能使科學知識可靠，“邏輯”能使科學知識系統(tǒng)，但它們都不能保證科學知識造福人類——身處革命低潮的左翼知識分子希望確立一種新的宇宙觀，將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聯(lián)系起來，將科學發(fā)展納入社會變革的進程，這是“科學改造自然世界”與“革命改造人類社會”的辯證統(tǒng)一。1932年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首個中譯本問世，更將這場囊括了哲學家、科學家以及革命者的論戰(zhàn)推向高潮^【11】，隨之而來的則是“科學”也在“革命”的推動下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大眾，“革命”亦在“科學”方法論（即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走向更深層次的社會革命，“科學大眾化”與“革命大眾化”開啟了革命的新方向。因此，要理解黨史視閾下的“科學”，就不能囿于思想的師承關系，還要對比國、共、蘇不同黨派的理論譜系，進而讓理論在政黨競爭的歷史中鮮活起來，而青年學生也才能理解我們?yōu)楹我獜娬{(diào)“紅色工程師”“人民科學家”，以及教育部在今天為何依然要求所有在校的理工科碩士生必修一門思政課——“自然辯證法”。

“升維”是在更有溫度的革命探索中講實踐，讓實踐“活”起來。中國革命是一場深層次的社會裂變，包羅萬象，色彩斑斕。由于它本身的巨大魅力及其對當代中國政治的深刻影響，講述“偉大的革命實踐”是黨史教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盡管近年來黨史學界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因沿襲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宣傳口徑，黨史教育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講法依然未能褪去簡單的線性解釋，似乎“共產(chǎn)黨與民眾、共產(chǎn)黨與基層社會，就是單向的‘揮手’和‘跟隨’、‘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12】。這種被簡單敘述的黨史大大遮蔽了中國革命的復雜性，不僅未能彰顯中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氣，而且會帶給青年更多的困惑：今天的革命事業(yè)若非一帆風順便就不再“偉大”了嗎？事實上，“偉大”不應被平面化地等同為“成功”。“偉大實踐”是怎樣從歷史的深處“走”出來的，才是黨史教育更應講明白的重點。此處可以“陜甘寧根據(jù)地的建設”為例。在2018年新版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教材中，上述內(nèi)容隸屬于第六章第四節(jié)之“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限于兩頁的篇幅，教材以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三部分加以概論，并將其總括為“同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政治專制、吏治腐敗的局面，形成鮮明的對照。越來越多的人從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根據(jù)地中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13】。這一歷史敘述當然無錯，但教育者若對此平鋪直敘，未領會教材與教學之間的轉換，學生難免會問：國共之間的黑白兩分是截然的嗎？陜甘寧邊區(qū)是“不知魏晉的桃花源”嗎？恐怕并非這么簡單。在課堂上，筆者曾以“救國公糧”為線索重述了陜甘寧邊區(qū)的建設過程。據(jù)檔案可知，盡管“救國公糧”是中共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向廣大群眾發(fā)出的抗戰(zhàn)號召，但平衡好糧食的“軍需”與“民用”并不容易。前方戰(zhàn)事愈緊，征糧壓力愈重。皖南事變后，征糧任務一壓再壓之后還需要大幅升至20萬石，生產(chǎn)難以負擔。經(jīng)濟之困背后還有更危險的政治之困，中共的相關工作文件寫道，1941年“部隊武裝走私，嚴重破壞了政府的威信；機關自收自用，否定了預決算制度”^【14】，這些問題引發(fā)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諸多不滿。回溯1937年至1942年陜甘寧邊區(qū)征收救國公糧的歷史，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經(jīng)濟的曲折發(fā)展，還有與之相伴隨的黨群關系危機，正如毛澤東在事后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sup>【15】痛定思痛之后，中共沒有避重就輕，為了重新贏得群眾的信任，開展了諸如“三三制”民主、精兵簡政、整風運動以及重申群眾路線等一系列“刀口向內(nèi)”的改革，之后才有了1943年全民參與的大生產(chǎn)運動，有了1944年外國記者筆下嘖嘖稱贊的“光明之城——延安”。由此可見，國共之間之所以黑白分明，并非單純依靠共產(chǎn)黨骨血里的“紅色基因”，更重要的是共產(chǎn)黨以其超凡的政治魄力“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而這才是革命實踐之所以“偉大”的根本原因。黨史重在講“來路”，因此近年來黨史與社會史的互鑒，便非常需要引起黨史教育者的注意，正如有學者所說：“將關注點從事件本身投向事件背后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從‘事件史’走向‘事件路徑’的歷史……傳統(tǒng)研究領域才可能真正長久地保持活力、煥發(fā)生機。”^【16】其實，早在1991年，張靜如就曾發(fā)表《以社會史為基礎深化黨史研究》，號召黨史學者參與和關注社會史研究，這一建議直至今日仍具洞見。

歸根結底，“升維”是以一種更加立體的方式去講述傳統(tǒng)黨史中那些“至關重要”卻“隱而未彰”的邏輯理路。這一轉變的重要性或可借用2004年余英時出版《朱熹的歷史世界》作比，該書正是將理學重新放回“歷史世界”，找到了學術與政治互動圖景中的那些“遺失的環(huán)節(jié)”，彰顯了思想的內(nèi)在理路，讓我們看到了有血有肉的宋儒朱熹。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在學界影響頗深，正如葛兆光所評論的，朱熹從來都是一個中心人物，在“目光炯炯的學者密集爬梳之后，難道還能另辟蹊徑，挖出什么新資料，提出什么新解釋嗎？可是……（這本書）偏偏就‘跳出三界外’，找到了在宋代政治史的脈絡中重新解讀朱熹的新思路”^【17】。其實，當前的黨史教育也正面臨著類似挑戰(zhàn)，除了發(fā)掘新史料之外，更關鍵的在于教育者本身需要對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加以“升維”，進而提升黨史的精度，打磨黨史的邏輯。唯其如此，課堂中的宏大論題才能有血有肉，合情更合理。

“升維”是黨史教育“守正創(chuàng)新”的路徑之一，但同樣需要警惕的是，一味逐新獵奇，會帶來區(qū)域化甚至“碎片化”的危險。準此而論，“降維”亦是黨史教育亟須加強的向度：一方面，黨史本身所蘊含的特定問題意識，使其不該成為“就事論事”的碎片研究，在本質(zhì)上，它呼喚著“總體史”的回歸；另一方面，黨史教育所凸顯的“導航”效用，促使它不斷地叩問過去與今天、未來之間的關系，所以黨史的敘述也不應停留于故紙堆里。因此，黨史的敘述需要在“升維”的基礎上再進行“降維”，而所謂“降維”，就是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揭示物質(zhì)世界的普遍聯(lián)系。

“降維”是加強黨史的整體性敘事，放大眼光，洞察大勢。講清中共革命的“來龍去脈”，可謂關乎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因此黨史學者的重要任務就是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思考哪些是最具價值的問題和領域。但遺憾的是，近幾年青年學者迫于科研考核壓力，往往依賴以史料出新甚至以外文史料出新，而對議題本身的重要性考慮不足，出現(xiàn)了“黨史研究不斷細化但黨的面目卻不斷模糊化”的“講臺困境”——看似皆為歷史分析，分析之后卻沒能回答青年學生的思想困惑。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的黨史教育中，我們恰恰反對這種“孤立的”“形而上學”的講法，提倡講出“事物之間以及事物內(nèi)部各要素之間聯(lián)系的普遍性”，當時的黨員干部教育便是典型案例。盡管戰(zhàn)事膠著，但中共中央從未放松過理論學習，給黨員干部布置的學習任務很重，要求“每天平均實行二小時的學習制度”，并保持經(jīng)常性與持久性^【18】。1940年1月，中共曾明確列出“三級理論學習課綱”：初級課程包括中國近代革命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游擊戰(zhàn)爭、社會科學常識，中級課程包括聯(lián)共黨史、馬列主義，高級課程包括政治經(jīng)濟、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近代世界革命史^【19】?？梢姡敃r的理論學習不僅學得深，而且學得有層次、有進階——初級課講“中國黨”，中級課講“共產(chǎn)國際”，高級課講“世界大勢”。其實，這體現(xiàn)了當時中共進行理論教育的一個核心方法，即“一點點放大眼光”。“放大眼光”是從學員的身邊說起令其親切，但又不使學員局限于個人經(jīng)歷而過于狹隘，逐步闡發(fā)個人與中國、中國與世界的層層聯(lián)系，從而讓大家明白中國革命的實質(zhì)與意義。從本質(zhì)上說，這一方法就是要求教員能帶領學員“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看到“個體—整體”“特殊—普遍”的辯證統(tǒng)一，看到它們雖復雜多變卻有章可循。恩格斯說：“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lián)系起來，或者洞察二者之間的既有的聯(lián)系?！?sup>【20】由此而言，層階式的理論學習即便在戰(zhàn)爭時期也不是冗余的工作，當時高強度的學習“固化而不僵化”地鍛造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關系^【21】。而今天的青年，有時會覺得學習黨史沒意思，其實是陷入了只見“具體”卻未見“一般”，誤以為“歷史無用”，從而放棄理論學習。事實上，為了消減20世紀以來出現(xiàn)的“碎片化”傾向，史學界近年來也在不斷反思。自第三代年鑒派史學家提出“向后退卻”之后，總體史學既作為一種內(nèi)容的轉向，也成為一種方法和視角上的轉向，由此激發(fā)了史學“敘事的復興”。法國史學理論家韋納就明確表達了從分析史學到敘事史學的要求：“歷史就是敘述事件，敘事就是把歷史上的行動者相互之間看來是局部的、混亂的和不可理解的情節(jié)聯(lián)系起來，并加以理解和解釋?！?sup>【22】然而，這種敘事已與傳統(tǒng)政治史、事件史中的敘事有了很大區(qū)別：它們不再是為了敘述而敘述，而是為了探究歷史進程中文化和社會的內(nèi)在運作；不只是寫作方式的變化，更體現(xiàn)了歷史學研究內(nèi)容和方法的全面轉向，恰似“否定之否定”的轉向，無疑是一種新的綜合。其實，當前的黨史教育也正期待著這種“復興”。講黨史，既要實事求是，也需要能像講故事一樣“連貫而通透”地將歷史的邏輯敘述得栩栩如生、引人入勝，并基于整體性的敘事，引人深思，發(fā)人深省。

“降維”是加強黨史的針對性敘事，以史鑒今，撥云見日。相對于其他課程，黨史教育有明確的話語對象和問題意識，除了對黨員干部不斷輪訓，黨史教育最重要的培養(yǎng)目標就是引領青年，而青年正處于人生的拔節(jié)育穗期。因此，黨史教育不是“自說自話”的教育，而是面對“人”的教育，它必須隨“人”的思想而動，要有針對性，要有具體語境。黨史本身固然有其重要的大事件、大論題，但黨史教育的重點與難點不可以一成不變，例如當下“全面從嚴治黨”如火如荼，黨史教育便應有側重地分析歷史上黨建的風雨歷程；當下中美貿(mào)易摩擦連續(xù)升級，黨史教育便應著重去講新中國成立后中、美、蘇大國博弈的曲折發(fā)展。總之，黨史教育不是單純敘述過去，在本質(zhì)上它是面向未來的，是分析性的。1939年中共針對青年重講“五四與革命”便是一例。其實，今天我們紀念的“五四青年節(jié)”是1939年才確立的。誠然，1919年的學生運動轟轟烈烈，但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五四”地圖斑駁雜陳，研究系、國民黨、共產(chǎn)黨、中間派都以自己的方式敘述“五四”的意義^【23】。相較于國民黨的頻繁紀念，1928年至1936年間的共產(chǎn)黨似乎無暇顧及，這段時間正是黨的青年工作較為低落的時期。大革命失敗后，“共青團一度成為孤立的、互不聯(lián)系的組織……團員人數(shù)日益減少，群眾性的輔助組織幾乎都取消了”^【24】。全面抗戰(zhàn)后，國共兩黨皆深深地感到爭取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帶有反日愛國色彩以及承載著知識青年集體歷史記憶的五四運動，再次進入共產(chǎn)黨人的視野。在1939年的紀念大會上，毛澤東重述了這段歷史：“‘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sup>【25】“一支軍隊”是對青年群體的極高歷史評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同時對“五四”進行了反思。之所以反思，乃因為當時知識青年到延安之后不適應根據(jù)地的艱苦生活和集體主義作風。毛澤東據(jù)此指出，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而20年后我們?nèi)匀辉凇胺吹鄯捶饨ā?，知識分子和工農(nóng)的結合不夠緊密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nóng)群眾中去……沒有工農(nóng)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nóng)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nóng)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26】?？梢?，講歷史就是在講現(xiàn)實，歷史與現(xiàn)實的相互映射使得黨史教育尤為重要，也頗為有力。據(jù)此而言，若當下的黨史課堂失去了對現(xiàn)實的觀照以及對未來的指引，黨史中許多事件的重要性便會被相對降低；若不能揭示回旋的思考、辯證的發(fā)展，黨史便會無的放矢。即便教育者的敘事再動人心魄、跌宕起伏，黨史也會在青年心中成為“可有可無”的科目，沒了滋味，失去了說服力。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diào)整時期，青年之迷茫困惑亦需要在歷史中找到方向。然而，要講清歷史的起承轉合，不是僅僅在故紙堆里進行爬梳便能完成的，“升維”的另外一面便是“降維”，而“降維”就要求教育者能辯證地把握歷史的哲學和歷史的細節(jié)，能從紛繁復雜的局勢中摸清規(guī)律，能在沖突與對抗中走穩(wěn)正道。通過“降維”，青年才能將書上的歷史和身邊的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認識到歷史是現(xiàn)實的根源，雖有低吟徘徊，但終有幾度高歌。幫助青年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就要讓歷史為他們架起一個“坐標系”，了解這個國家從哪里來，弄懂這個國家今天為什么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并理清這個國家未來會往哪里去而不會往哪里去。

歷史是一門時間之學，而這個“時間”，既是面對過去的，也是面對未來的；既是面對故人的，也是面對我們自己的。因此，在歷史中，時間既是相互依存的，亦是被重構的。黨史教育便是以其特有的問題意識和話語對象，通過宏觀和微觀的敘述對“時間”進行重構，而學人的重構則根植于“史實”和“史識”兩面。

重構“歷史坐標系”，尤要對“時間”特別敏感，不能僅把“時間”當作一種連續(xù)的發(fā)生，而忽略了它具有“共時性”與“歷時性”的雙重屬性。從“共時性”來講，“時間”表現(xiàn)為歷史坐標系里某一個凝固的“瞬間”，“事件”則是無數(shù)具體因素的合力，并非單一線性發(fā)展的結果。因此，基于史實，我們應該進行適當?shù)摹吧S”，更精準地講述黨史，設身處地地還原其復雜性，黨史中的宏觀論題才會有血有肉。與此同時，從“歷時性”來講，“時間”也是一個“長軸”，讓我們跨越時空看到自己的來路，而不是割裂地、碎片化地談論似與我們無關的過去。因此，基于史識，我們應該進行適當?shù)摹敖稻S”，更宏闊地講述黨史，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揭示古往今來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黨史中的微觀敘事才會有滋有味。

在“升維”與“降維”之間，我們不斷地調(diào)適黨史教育的敘述，歸根結底，是讓黨史回歸一種反思的教育：一方面，增強反思性與批判性，讓黨史教育從簡單枯燥的宣講模式里走出來，不僅關注歷史“是什么”，更要關注“為什么”；另一方面，增強反思性與批判性，更是讓青年一代從平面的思維模式中跳脫出來，不再簡單、教條地看待世界，而是真正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世界、理解世界、解釋世界并最終達到改變世界的目的。由此而言，當我們再一次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黨史教育也在深切地期待“守正出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激活黨史的“導航”功能，“升維”“降維”看似“出新”，實則“守正”，它不過是黨史教育的新時代演進。在新時代的歷史語境下，黨史教育可以也必須為青年構建起一個思維的“坐標系”，從而鼓舞一代又一代青年革命者，乘歷史大勢，砥礪前行。

【1】[日]石川禎浩著，李曉倩編譯：《中國共產(chǎn)黨編纂黨史資料的進程（1929-1955）》，《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

【2】瞿秋白：《中國黨史研究室征求回憶錄啟事》，劉福勤編：《瞿秋白研究文叢》第5輯，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11年，第25-26頁。

【3】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0頁。

【4】原文為：“（梁啟超批評說）里面只有曾國藩的奏稿、批牘和活動，沒有太平天國方面的活動情況。梁啟超打了一個比方，說這好像從門縫里看人打架，只看見一個人，看他一會兒進一會兒退，最后看完了還是不知道為什么他能贏、為什么他會輸?！眳⒁娊饹_及：《談談治學的基本功》，《人民日報》2019年5月6日。

【5】參見李里峰：《從社會科學拯救歷史——關于歷史學學科特質(zhì)的再思考》，《江海學刊》2014年第6期。

【6】[法]布羅代爾著，劉北成、周立紅譯：《論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1、55頁。

【7】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222頁。該書初版為1988年，但作者在“新世紀版序”中仍強調(diào)：“我深覺得中國歷史需要整個重寫（包括西洋史在內(nèi)），我提供自己在摸索時的線索，希望高明人士將眼光更看寬看大，將歷史讀物更向前修訂。”

【8】《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頁。

【9】[美]史華慈著，王中江編：《思想的跨度與張力——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頁。

【10】參見馬漢儒主編：《哲學大眾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學思想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頁。

【11】據(jù)統(tǒng)計，1920年至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有關自然辯證法的專論、譯著近百部，但超過一半發(fā)表于1929年至1933年間，交鋒激烈可見一斑。參見申振鈺：《自然辯證法在上海的早期傳播》，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編：《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歷史與現(xiàn)狀》，知識出版社，1983年，第18-49頁。

【12】李金錚：《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中國近現(xiàn)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68頁。

【14】《抗日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史料摘編》第6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頁。

【1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頁。

【16】李里峰：《中國政治的歷史向度》，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3頁。

【17】葛兆光：《拆了門檻便無內(nèi)無外：在政治、思想與社會史之間——讀余英時先生<朱熹的歷史世界>及相關評論》，《書城》2004年第1期。

【18】《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史料選編》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0頁。

【1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27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0頁。

【21】參見黃道炫：《抗戰(zhàn)時期中共干部的養(yǎng)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2】轉引自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541頁。

【23】歐陽哲生：《紀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大黨派報刊紀念五四運動的歷史圖景》，《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

【24】《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3冊，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00頁。

【2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5頁。

【2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65-566、5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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