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問題不僅關涉理論層面如何整體性理解，而且關系到教學實踐層面如何針對性推進。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構成、“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關系等問題，構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呈現(xiàn)的基本向度。在明確客觀差異性與把握內在一致性中理解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精神生活”的關系呈現(xiàn)；在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基點與以馬克思主義發(fā)展歷史為線索的結合中把握馬克思主義內容“徹底而嚴整”的構成呈現(xiàn)；在明晰關聯(lián)性與差異性中講清“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辯證呈現(xiàn)。只有以整體性作為根本的解釋框架，才能在課程教學中講清并呈現(xiàn)作為“藝術的整體”的馬克思主義。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整體性；關系呈現(xiàn)；內容呈現(xiàn)；辯證呈現(xiàn)

【作者簡介】張永剛，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原文出處】《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津），2023.1.116～122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融入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建設研究”（項目號：20BKS117）的階段性成果。

整體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內在特征，亦是學界多年來關注的重點。作為一套獨立的話語體系，整體性旨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完整性和體系自洽性，其根本指向在于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①。學界已然達成的基本共識是，整體性作為一種辯證方法的實際應用，重在思索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不僅在理論層面做到整體把握馬克思主義，更要在實踐層面貫徹這一整體性原則②。有學者指出，學界對于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理論研究深入細致，但對于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發(fā)展的實踐推進卻相對滯后，于是如何在實踐層面推進整體性問題的深入和落地，已成為當下的工作重心所在③。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教學作為理論實踐推進的核心渠道，必然是貫徹整體性的重要現(xiàn)實場域，而且整體性問題之所以成為學界持續(xù)關注的熱點問題，正是因為其不僅是構成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前提性問題，更是實踐推進過程中面臨的疑惑所在。因此，如何在課程教學中答疑解惑，以整體性原則推進該問題的深化研究就成為關鍵所在。結合學界爭鳴的理論熱點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實踐中總結的學生疑點，目前課程教學中關于整體性問題的疑惑點主要集中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結構、“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關系等方面。不難發(fā)現(xiàn)，這幾個方面恰好聚焦了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者、內容本身以及功用性質等基本維度，同時也構成課程教學中呈現(xiàn)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基本向度。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問題既是一個理論探索的原點問題，又是指向現(xiàn)實境遇的熱點問題。如何在課程教學中厘清二者關系，以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是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的重大現(xiàn)實課題。關于二者的關系，主要存在“對立論”“一致論”“差異論”“同質論”“補充論”等不同論斷。其中以“對立論”影響面最大，主要存在于西方馬克思學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之中，法國的馬克西米里安·呂貝爾（Maximilien Rubel）和英國的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最具代表性。呂貝爾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恩格斯自己的主觀構建，“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思維方式的原生產物，而是恩格斯的主觀構建”，不過是“20世紀的神話”④。萊文以“可悲的騙局”的言辭論斷，將二者的對立從具體觀點上升至“兩種主義”的根本對立。概括言之，“對立論”的主要觀點包括：第一，否認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目的是解構恩格斯的理論貢獻甚至“肢解”馬克思主義；第二，馬克思和恩格斯存在“根本分歧”，這種分歧不是細枝末節(jié)的，而是關涉自然和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問題；第三，既然如此，主張“回歸馬克思”，實際上是制造二人的根本對立。盡管“對立論”自我標榜以價值中立的立場來客觀審視二者的關系，但必須看到，這種所謂的客觀立場背后不過是基于文本考據(jù)的推演方法，更多淪為對某些細枝末節(jié)、詞語細節(jié)的糾纏推敲，看似客觀中立的推演與邏輯自洽的結論卻存在誤區(qū)。文本考據(jù)最大的問題在于基于不同立場與方法，相同的實證材料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結論。有學者就專門舉例闡釋，基于同樣的材料，只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對立的結論，正確做法是既要考證和梳理文獻、文本，更要從宏觀和整體上進行把握和理解⑤。與“對立論”完全對立的論斷是“一致論”，代表人物有考茨基等人，他們指出馬克思與恩格斯二人合作共同創(chuàng)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構建中的重要理論與核心觀點都是二人充分討論和共同完成的，體現(xiàn)了他們共同思考與努力的結果，“我們講馬克思的時候，也一定要講恩格斯。他們二位是高度密切合作的，因而這一位的著作也就是那一位的著作”⑥?！耙恢抡摗本S護了馬克思主義在實踐發(fā)展中的統(tǒng)一性與合法性問題，但也存有較大爭議，比如在政治實踐方面忽略了理論的實踐性與創(chuàng)新性，在學術闡釋方面遮蔽了二人的差異性，尤其忽略了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過程中的學術貢獻，從而未能真正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義。

一方面，講清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觀點上的差異性。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思想的容量、視野的擴展、思維的推進、邏輯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刻等方面，二人又有比較大的差別”⑦，只有正視二人的客觀差異，才能真正把握其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梳理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過程也可以看到，他們在總體進入歷史唯物主義進程的具體層面，以及在某些具體觀點的呈現(xiàn)中的確存在一定差異性。馬克思深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在關注現(xiàn)實社會關系層面從人道主義走向歷史唯物主義；而恩格斯在終結傳統(tǒng)自然哲學后試圖重建辯證法，特別強調自然規(guī)律的重要性。這種差異性離不開二人各自的特殊境遇和現(xiàn)實狀況，必然會造成他們在思想構建中存在構建節(jié)奏和思想特質的差別性，在文本研究和觀點識別中保持區(qū)分也屬正常。然而，若因此而忽略他們在理論構建中的“殊途同歸”繼而達成的“志同道合”，造成對二人觀點的割裂乃至對立，則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破壞。

另一方面，存在差別不等于二者對立，深刻把握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中的內在一致性，才是正確把握二者關系的關鍵，也是課程教學中需要講清的核心內容。從理論創(chuàng)建的實際進程來看，恩格斯始終作為“第二小提琴手”參與了理論體系的構建，甚至在馬克思去世后發(fā)揮了重要的理論梳理、闡釋和傳播作用。從經(jīng)典文本來看，無論從他們二人的書信往來，還是在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組織起草的文件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二人通力合作進行理論構建的思路歷程。尤其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了一系列重要文本，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等，這些都是經(jīng)典理論構建的最重要文本。可以說，他們二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創(chuàng)立者，在基本立場、基本方法、基本觀點等方面完全一致。列寧對此評價道，“他們兩人始終過著充滿緊張工作的共同的精神生活”“共同創(chuàng)造科學社會主義”⑧。

既然如此，教學實踐中總會出現(xiàn)為何“馬克思主義”沒有以恩格斯命名的異議。針對這一問題，我們亦可實事求是地予以解答。首先，客觀看待歷史事實，馬克思在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過程中的確發(fā)揮了關鍵核心作用；其次，恩格斯本人的謙虛態(tài)度也十分重要。馬克思去世后，面對“馬克思恩格斯主義”和“恩格斯主義”的更名提議，恩格斯堅稱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不能替代馬克思作為“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這一點，恩格斯在《路德維?！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腳注”處明確闡釋，“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chuàng)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fā)。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jīng)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后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于馬克思的?！瓫]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當然的”⑨。

無論是“對立論”，還是“一致說”，其本質都是以靜止固化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對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觀點，這也是目前學界反思馬克思恩格斯關系問題的產生究竟是“他們的問題”，還是“我們的問題”。對此，一方面糾正過去以宏觀籠統(tǒng)的觀點看待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要矯正西方學界過于糾纏細節(jié)與個案所導致的片面性理解，真正整體把握馬克思主義。體現(xiàn)在課程教學中，實際上是以發(fā)展眼光和辯證思維整體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一方面，批判并揭示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克服孤立靜止化與片面對立化的思維方法；另一方面，運用辯證思維分析問題，即以客觀、聯(lián)系、發(fā)展、全面、系統(tǒng)的觀點理解馬克思主義，明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fā)展”⑩。只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厘清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關系以及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正確地位，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組成，人們習慣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與科學社會主義“三分法”來理解把握。盡管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分門別類的學習研究十分必要，但亦不能簡單粗暴將其孤立化、碎片化。雖然這種劃分依據(jù)確實源于經(jīng)典作家的文本，但是經(jīng)典作家更加強調在整體視域下理解把握。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從哲學、政治經(jīng)濟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方面系統(tǒng)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更著重強調的是，“盡管這本書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可是希望讀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11）。同樣，列寧在1913年為《格拉納特百科辭典》寫的詞條“卡爾·馬克思”與1913年《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也分別論及“馬克思的觀點極其徹底而嚴整”，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觀”（12）。無論是出于批判的思路，還是理論傳播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包含不同的組成部分和若干條的基本原理劃分都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將其自身視為一個具有內在聯(lián)系的“藝術整體”，并以“整鋼”思路來整體性理解。然而目前在現(xiàn)實教學與研究中，分門別類的研讀依然導致馬克思主義的“非整體化”思維固化，因此在教學中需要尤其重視這一問題，并有意識地以整體性思維闡釋傳播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為我們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就在于它提供的是一整套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對此，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基點來理解其整體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長遠性的指導意義。必須看到，它不是對客觀物質世界某一階段、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局部反映，而是對整個物質世界最為本質和普遍規(guī)律的反映。只有抓住基本原理這一理論內核，才可以從根本上理解馬克思主義，從而整體把握馬克思主義。由此，精準明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構成了把握其整體性的前提條件。對此有學者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呈現(xiàn)為一個完整體系：它是以實踐觀為基礎，以揭示與把握客觀世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為條件，以考察勞動價值與人的價值的背離與統(tǒng)一為內容，在以明確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主體地位為力量的基礎上，以實現(xiàn)人的自由發(fā)展與人類解放為根本目標的，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相互支持的科學的理論體系（13）。一旦缺失了對基本原理的辯證把握，就會出現(xiàn)諸多割裂甚至肢解的情況，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過諸多問題，比如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或實證主義化的傾向，制造所謂“青年馬克思”“老年馬克思”“恩格斯主義”等虛構概念，將原本的一個統(tǒng)一體曲解甚至肢解為多種不同類型甚至互為對立的馬克思主義。

此種境況下，如何講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整體性，就成為課程教學中必須把握的向度。有學者強調，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的關鍵在于區(qū)別“形式整體性”與“實質整體性”，后者是指理論內容的整體性，重在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各條原理在內容上互為貫通和邏輯上一脈相承的整體性（14）。學界對此提出諸多代表性觀點，比如有學者認為整體性必須確立新唯物主義的理論內核，彌合“人本”與“科學”的兩個內在向度，統(tǒng)攝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三種唯物主義，凸顯無產階級革命與人類解放的中心主題（15）。還有學者以“物質生產實踐與唯物辯證法一剩余勞動與社會關系結構一資本權力結構及其內在否定性一社會主義與人的解放”為邏輯主線，構建以實踐為基點的辯證唯物主義為世界觀前提、以剩余勞動與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主線、以資本動力及其危機為理論重心以及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目的的整體的理論體系（16）。無論從何種角度，都是以整體性框架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其置于馬克思主義整體體系之中。因此，整體性不但構成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內在要求，而且成為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方法論原則。這就要求在課程教學中，一方面，注重從根本上批判那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機械地理解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和科學社會主義三部分的簡單疊加，或將其完全等同于哲學原理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在立足馬克思主義理論主題與邏輯主線的統(tǒng)一中，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的結合中講清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另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歷史為線索把握其整體性。縱觀馬克思主義170多年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總結其中蘊含的發(fā)展階段性與連續(xù)性相統(tǒng)一的規(guī)律，不同發(fā)展時期形成的思想主張既與時俱進又一脈相承。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是一個整體性推進的過程，基于不同歷史階段與時代境遇所進行的理論推進并非獨立發(fā)展，而是相互支撐、協(xié)同推進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立之初，馬克思與恩格斯基于資本主義文明帶來的發(fā)展境遇和時代病癥，批判以往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揚棄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的錯誤主張、超越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的虛幻思潮，從而實現(xiàn)哲學、經(jīng)濟、社會學等多元思想融合的理論構建。即便將這個理論分成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jīng)濟和科學社會主義等幾個部分，但依然看到它是一個綜合整體而非單一呈現(xiàn)的內容。事實上，這種整體性在構建之初就已顯現(xiàn)出來，例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不僅限于以前的德國古典哲學部分，還受到歷史學、經(jīng)濟等社會科學領域的啟發(fā)，之后的演進和發(fā)展過程都是如此?？梢哉f，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和發(fā)展的各個歷史階段都呈現(xiàn)出相互聯(lián)系、整體推進的特征，其整體性本身就體現(xiàn)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發(fā)展進程之中（17）。

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過程中并不乏非整體性的思維方式與理解范式：或只看到其科學向度，將其歸為注重經(jīng)濟分析的經(jīng)濟決定論；或只注重價值因素，將其界定為人道主義。實際上，以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來整體理解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將各個階段進行簡單疊加或機械拼湊，而是結合時代境遇與時代問題，以抽象形式把握不同階段的內在邏輯性和外在順延性。而每個不同階段看似各異的理論，只是基本原理在不同歷史情境下的具體展開而已。盡管某些特殊時期會將統(tǒng)一理論中的某一個方面凸顯出來，而從整個馬克思主義發(fā)展歷程來看，各個時期的思想理論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整體。整體性視域下的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既體現(xiàn)了理論本質、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一致性，又體現(xiàn)了實踐中連續(xù)性、階段性和歷史性的統(tǒng)一。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從一般層面把握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普遍性規(guī)律，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歷史的進程中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要根據(jù)現(xiàn)實的發(fā)展與變化對其他非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流派進行辯證分析與正確評價，尤其對時代之變與現(xiàn)實之變進行客觀評價與把握，從而捕捉到規(guī)律發(fā)展的特殊性。對此，學界尤其強調結合歷史情境與理論言說的變化，正確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關系，以及它們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中的理論貢獻（18）。因此，在課程教學中亦須基于整體性視角，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本質邏輯構思教科書的結構與敘述，從三個組成部分的共通性面向推進整體敘事（19）。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末尾有句經(jīng)典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保?0）如何理解“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內在關系，是學界多年來探討的熱點問題，且一直存在不同觀點。概括言之，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補充關系。即“改變世界”必須建立在“解釋世界”的基礎之上，因此“解釋世界”是前提條件，而“改變世界”是目標指向。二是替代關系。即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改變世界”，并替代“解釋世界”的傳統(tǒng)哲學。尤其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被視作馬克思告別以往舊哲學，主張建構一種全新哲學和立場的標志性著作。后來恩格斯通過《馬克思論費爾巴哈》一文將其更改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1），加了一個“而”字，似乎更加確定了這種替代關系。如今看來，僅僅根據(jù)《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來闡釋二者關系并不充分，需要超越這一視域來思索二者關系，馬克思與恩格斯后來也并未放棄“解釋世界”的努力，《資本論》就是通過闡釋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奧秘，從而改變現(xiàn)存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繼而實現(xiàn)共產主義目標。三是統(tǒng)一關系。較有代表性的是海德格爾，他認為：“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之間是否存在著真正的對立？難道對世界每一個解釋不都已經(jīng)是對世界的改變了嗎？對世界的每一個解釋不都預設了：解釋是一種真正的思之事業(yè)嗎？另一方面，對世界的每一個改變不都把一種理論前見（Vorblick）預設為工具嗎？”（22）甚為明顯，在海德格爾看來，解釋與改變二者并不對立，也不存在補充或替代的問題，哲學闡釋中的“解釋世界”就是其“改變世界”的獨特方式，二者本就是包含與建構的關系。三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如何在教學與研究中理解二者的關系，關乎定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特性以及如何理解其功用乃至價值意義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必須在“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關系上，結合馬克思的思想發(fā)展進程以及哲學觀變革的意義予以整體審視，才能真正透析其理論內核（23）。這不僅為從理論層面闡明二者關系提供了解釋框架，也為從教學實踐層面講清二者關系明確了基本思路。

一方面，講清“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關聯(lián)性。馬克思的確要改變世界，實現(xiàn)人的解放與自由發(fā)展，作為革命摯友的恩格斯曾明確指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yè)，參加現(xiàn)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yè)”（24）。但是“改變世界”并不意味著放棄“解釋世界”，應該說，哲學之所以成為哲學，本就內含“解釋世界”的基本向度，馬克思主義也存有諸多對世界的解釋，無論是對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解釋，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東方國家、古代世界這些特殊社會的闡釋，都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解釋世界”。既然如此，“改變世界”的哲學不僅不能缺少“解釋世界”的向度，而且還要建立在其基礎之上，解釋越是充分，就越接近改變的目標。相反，缺失“解釋世界”作為認識論支撐的“改變世界”，必然無法從實踐層面真正“改變世界”。而且馬克思主義本身恰恰是建立在吸收以往思想的基礎上，無論是古典哲學，還是古典政治經(jīng)濟，抑或空想社會主義，若無法借鑒吸收這些思想的合理性，自然無法呈現(xiàn)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本身。當然，面對現(xiàn)實，馬克思更加批判的是將“解釋世界”提升到主導地位從而忽略“改變世界”的哲學向度，所以，馬克思主義要實現(xiàn)的是凸顯合理意義上的“解釋世界”哲學，對此有學者認為此處的“解釋世界”嚴格來說屬于“認識世界”（25）。作為現(xiàn)實的人，對現(xiàn)實生產與生活進行積極的參與實踐，才能對世界作出合理正確的認識和解釋，人的思維和觀念本身就是人的生活環(huán)境與實踐活動的一部分，只有面向現(xiàn)實生活，才能更好地進行解釋與認識。也正因如此，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放棄的是哲學性質維度的“解釋世界”，但并沒有完全放棄哲學認知意義上的“解釋世界”向度（26）。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要講清楚“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標志著兩種根本不同的哲學范式，它們彼此不是簡單相加的關系，而是有其自身的邊界向度。從內容特質來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視域中，“解釋世界”呈現(xiàn)的是將事物對象當作“感性對象”的理論態(tài)度，也就是以思辨哲學為代表的整個西方哲學的研究范式；而“改變世界”呈現(xiàn)的是將事物對象當作“感性活動”的實踐態(tài)度，規(guī)定了作為新唯物主義哲學的根本向度。前者是一種傳統(tǒng)西方哲學的外在式的靜觀，以邏輯自洽的合理解釋來滿足人們的形上沖動和追本溯源的渴望；后者是以內在式的參與和介入，將哲學自身作為世界改變的思想環(huán)節(jié)，以實踐的方式加入尋求更加美好世界的事業(yè)當中（27）。馬克思主義與以往哲學的確存在一致性與順延性，但更為重要的是，“改變世界”是對傳統(tǒng)西方哲學的徹底揚棄與深刻批判，彰顯著從根本層面超越西方哲學的傳統(tǒng)邊界，構成以“改變世界”為己任的邏輯理路，從而實現(xiàn)了哲學史發(fā)展過程中的變革性革命。因此，把握二者的關系，必須結合《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行文語境來思索，將“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置于整個文本主題中，更多地看到其與以往的思辨哲學甚至舊唯物主義哲學的區(qū)別。質言之，這是兩種不同的致思路徑和方法論意義，與其思索二者的關系，不如重在探究新唯物主義與其他世界觀的區(qū)別。反觀當下，“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往往被割裂式地理解和對待，要么強調馬克思主義代表“改變世界”的哲學，將其他哲學看作“解釋世界”的哲學；要么未能區(qū)分“改變世界”與“解釋世界”的根本分歧，將二者在前提與結果的關系中理解。實際上，這兩種理解都未能窮盡其內在關系，也未能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特征。總體上看，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格式塔”轉變，呈現(xiàn)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哲學視野的置換（28）。

立足新的時代境遇和歷史使命，如何在“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統(tǒng)一關系中認識并闡釋世界，在推動世界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和發(fā)展自身的理論，就成為“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落地的根本所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當下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問題的討論進展不盡如人意的根本原因在于“本真意義上的科學世界觀缺場”，只有廓清科學世界觀的理論前提，才能科學把握世界統(tǒng)一性、歷史統(tǒng)一性以及存在統(tǒng)一性，從而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要義及其理論特質（29）。這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明確的時代任務，面對新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只有立足現(xiàn)實，不斷深化認識，堅持理論指導和實踐探索辯證統(tǒng)一，才能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的良性互動。

一言以蔽之，我們并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當代理解的多樣性與差異性。然而，馬克思主義作為完整的科學體系，有其自身的理論體系和邏輯結構，借用馬克思的闡釋，“不論我的著作有什么缺點，它們卻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30）。因此，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教學中貫徹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將整體性作為根本的敘事框架，立足時代發(fā)展，結合經(jīng)典文本，注重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內核、以馬克思主義發(fā)展歷史為線索，在回應疑惑與厘清誤解中最大限度地還原馬克思主義整體性，持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與時代化。

①參見王玉山《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問題的發(fā)生及應對：對近二十年國內研究的“問題域”探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年第2期。

②參見梁樹發(fā)《馬克思主義整體性與基本原理體系的建構》，《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11期。

③參見陳晏清《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1期。

④J. O’ Malley and Algozin, eds., Rubel on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⑤參見聶錦芳《“馬克思一恩格斯思想關系”再辨析——以〈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為例》，《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2期。

⑥考茨基：《唯物主義歷史觀》第一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頁。

⑦聶錦芳：《“馬克思一恩格斯思想關系”再辨析——以〈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為例》，《社會科學輯刊》2012年第2期。

⑧《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297頁，“腳注”。

⑩《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頁。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

（12）《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8、309頁。

（13）參見葉啟績《關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基本原理與整體性的思考》，《思想理論教育》2016年第1期。

（14）參見陳晏清《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1期。

（15）參見何友鵬、鐘明華《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性重構的基本問題及其框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16）參見魯品越《作為整體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本架構》，《學術界》2012年第1期。

（17）參見郝立新《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20年第6期。

（18）參見梁樹發(fā)《馬克思主義整體性與基本原理體系的建構》，《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11期。

（19）參見葉啟績《關于馬克思主義及其基本原理與整體性的思考》，《思想理論教育》2016年第1期。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頁。

（22）F.費迪耶等：《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摘譯，《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

（23）參見劉同舫《重思“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經(jīng)典命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頁。

（25）參見陳培永《馬克思“改變世界的哲學觀”與我們時代的哲學》，《甘肅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

（26）參見劉同舫《重思“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的經(jīng)典命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27）參見鮑金《“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馬克思對“解釋哲學”的批判及其超越》，《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28）參見何中華《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是補充還是超越？——再讀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1條》，《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29）參見侯惠勤《論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年第5期。

（3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