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在廣義上無疑包含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和后繼者守正創(chuàng)新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將“馬克思主義行”這一命題納入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三個維度及其辯證聯(lián)系之中予以考察，從中國共產黨歷史選擇馬克思主義到現(xiàn)實探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再到未來推進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力求揭示馬克思主義在引領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走向成功過程中所展現(xiàn)出的“為什么行”的深層依據(jù)或理由。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行”

【作者簡介】葉澤雄，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樂康，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處】《思想理論教育導刊》（京），2023.8.35～43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恩格斯歷史合力論思想及當代價值研究”（17BZX122）和湖北省社科基金項目“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HBSK2022YB124）的階段性成果。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1]（P16）然而，馬克思主義“行”這一命題并非不證自明。對此，我們可以從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三個維度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予以刻畫或說明。從歷史維度看，“行”是要說明中國為什么要選擇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或者說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緣由或根據(jù)是什么；從現(xiàn)實維度看，“行”是要探究馬克思主義要實際有效地指導中國實踐，必須實現(xiàn)其民族化、本土化，即轉化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那么，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否可能，實現(xiàn)路徑又是什么；從未來維度看，“行”是要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性學說，它的生命力和永恒魅力在于不斷地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意味著發(fā)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不斷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從民族化、個性化走向時代化、世界化，成為引領世界歷史發(fā)展及其走向的馬克思主義。

從邏輯和時間節(jié)點上來說，要回答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行，首先必須回答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馬克思主義行。換句話說，論證經典馬克思主義行是論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行的前置性問題。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旗幟絕不是偶然的。從時代背景上看，近代以來，中華大地面臨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歷史劫難。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無數(shù)仁人志士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尋求救亡圖存之路。然而，無論是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還是輪番登場的資本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實用主義等諸多主義、主張和方案，最終均以失敗而告終。其深刻原因在于，脫離中國的現(xiàn)實國情和民情，盲目地向西方學習，簡單地照搬或移植西方的制度、思想、科技、文化觀念來拯救中國顯然是行不通的。人們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送”對國人來說似乎意味著被動盲從而非主動自覺，其實不然。事實上，先進的中國人尤其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內憂外患的舊中國，從一開始就自覺反思以“西學”為榜樣來改變中國現(xiàn)實的歷史局限性，并敏銳地洞悉到未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既不能依靠代表腐朽、落后封建生產關系的封建買辦階級，也不能落在政治上軟弱、革命上保守的民族資產階級肩上；而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將中國引向資本主義，更不是引向與之對立的社會主義，而只能是將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國的出路只有依靠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2]（P295）既與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現(xiàn)實必然性相聯(lián)系，也與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相符合、相一致。

從理論緣由來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選擇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是以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性質的清醒認知和深刻把握為前提的。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行”就行在它本身具有其他“主義”所不具有的真理性力量亦即科學性。作為一種科學性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并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fā)展大道的產物，而是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思想積極成果和合理養(yǎng)分的基礎上，科學地揭示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從而以最具影響力和解釋力的理論成為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勞苦大眾爭取民主、自由和解放的強大思想武器。對此，習近平指出：“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3]（P65）“盡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盵3]（P66）因此，“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盵4]（P346）

回顧起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批判的革命的學說，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與各種思潮或理論處在不斷交鋒之中。尤其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是否具有“科學性”的問題，歷史上從來不乏批駁與質疑之聲。為了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質，我們必須在思想認識上厘清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于意識形態(tài)的虛假性與科學性。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學界形成了一種頗具影響的“非意識形態(tài)論”。以丹尼爾·貝爾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把矛頭劍指馬克思主義，預言意識形態(tài)已經終結，也就是他們夢想的馬克思主義的終結。他們認為，意識形態(tài)是特定階級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需要而杜撰出來的，因而“虛假性”成為一切意識形態(tài)的共同本質。實際上，為了揭示意識形態(tài)的真正本質，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就對“意識形態(tài)”概念作了兩種意義上的區(qū)分。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當時德國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領域的批判活動始終沒有離開黑格爾哲學的基地，即不是從人們現(xiàn)實的社會關系出發(fā)去分析意識的產生，而是把人們現(xiàn)實的社會關系歸結為意識的產物。這樣就使得意識形態(tài)中不能不帶有一定的虛假成分即“虛假意識”。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否定意義上使用意識形態(tài)這一概念。即便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否定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不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恰好相反，正是在批判德國意識形態(tài)思辨唯心主義的同時揭露資產階級從自己的特殊利益出發(fā)，在意識形態(tài)中歪曲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關系?！叭绻谌恳庾R形態(tài)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成像的，那么這種現(xiàn)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又說，“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lián)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盵2]（P152）通過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虛假、顛倒進行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意義上闡明了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論，賦予意識形態(tài)以真實的、科學的含義。意識形態(tài)無論以什么性質和樣態(tài)表現(xiàn)出來都是一種有“根”的存在，這個“根”就是人們的社會存在。那些“發(fā)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xiàn)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2]（P152）不同的是，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是對社會存在的歪曲、顛倒的反映，而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則是對社會存在的真實、正確的反映。

第二，關于意識形態(tài)的科學性與階級性。與自然認識有所不同，在社會歷史領域進行活動的全都是個人意志相互交錯、目的預期彼此不同的人，而這些個人在階級對立的社會里又從屬于一定的階級和利益集團。相應地，他們對社會的認知及其成果大多不能不附著一定的階級特性，反映特定階級的特殊利益和愿望。正因為如此，西方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借此攻擊馬克思主義，妄圖削弱其意識形態(tài)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力量。然而，與自然認識一樣，社會認識也有著自己特定的反映對象，其內容同樣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性和客觀性。因此，問題并不在于意識形態(tài)是否是階級的意識或具有階級的屬性，而在于作為認識主體的階級在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否保證自己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同時，是否承認意識形態(tài)的階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判明一種意識形態(tài)是否具有科學性的重要標識。因為只有害怕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認識世界的階級才會在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里掩蓋其階級性。對此，馬克思的批判一針見血：資產階級為了本階級的一己私利，“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在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中“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P180）相比之下，由于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P413）他們的歷史地位和階級使命要求他們不僅要提出自己的社會理想與政治主張，而且要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且，“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5]（P265）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公開承認其意識形態(tài)的階級性，不僅絲毫不損害其科學性，恰恰是其科學性的最真實的表現(xiàn)。

第三，關于意識形態(tài)的科學性與時效性。對馬克思主義持批駁或質疑態(tài)度的另一種表現(xiàn)就是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這種論調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及西方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侵入而蔓延，在普通民眾尤其青年學生中造成了極為消極的影響。盡管造成這種消極影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及其科學性的深刻認識和堅定信仰。為此，習近平高度重視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強調要實際有效地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真正讓馬克思主義走進學生、貼近學生，進而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一環(huán)就是“講道理”，將馬克思主義的“大道理”講深、講透、講活。在這里，習近平的“講道理”與馬克思的“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說的是一個意思，即講清楚、弄明白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當然，要真正講清楚、弄明白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并非易事，需要我們將其納入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的辯證統(tǒng)一中予以整體認知與把握。“講道理”首先要從歷史入手，了解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來龍去脈，講清楚馬克思、恩格斯如何通過對前人思想的批判、繼承與發(fā)展，實現(xiàn)人類思想史上的深刻變革，從而讓學生克服“偏見”、端正態(tài)度，真正心悅誠服地明白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絕不是任意強加的而是理性自覺的選擇。從現(xiàn)實和未來看，“過時論”雖然是錯誤的，但卻從反面給我們以警示：馬克思主義提供給人們的只是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視角和方法，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具體答案。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面向未來的開放性理論，它必須隨著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地豐富自己、完善自身。否則，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僵死不變的萬應靈方，那么它的生命力就會走向枯竭。

現(xiàn)在再轉到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實踐論證問題上。馬克思曾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盵2]（P134）我們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不僅在于理論本身的科學性，而且在于這種理論科學性質的可檢驗性、可證實性。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開啟了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歷史進程，越來越多的國家獲得民族獨立、建立了社會主義。盡管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使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一度陷入低谷，但這并不能說明馬克思主義本身有問題，而只能說明這些國家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正確軌道。中國無疑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它不僅一如既往地堅守馬克思主義，而且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以自己在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的輝煌成就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或民族青睞中國，向往社會主義。這無疑給那些仇視、害怕社會主義的崛起，散布社會主義已經走向“歷史終結”的謬論的人以致命一擊。

現(xiàn)實地看，當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所接納并成為其行動的理論指南時，它首先面臨的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早在1938年毛澤東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等文章中，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命題?！笆柜R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xiàn)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盵6]（P534）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既引發(fā)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也走過了一個逐步中國化的過程?！盵7]（P9）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在這一探索過程中，“化”的內容和使命在于，立足于中國國情，通過深入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爭取解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生成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思維方式以及精神風韻，使之上升為理論形態(tài)，創(chuàng)造出富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形態(tài)；“化”的可行路徑就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結合論”，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里的“中國具體實際”，當然包含著“中國革命和建設”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兩個方面的內容以及“兩個結合”的探索歷程。

很顯然，要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闡明“結合”論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無疑是問題的關鍵。直接地看，“結合”之可能源自中國對馬克思主義落地生根的內在需要。一種“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xiàn)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正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現(xiàn)實需要，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提供了契機和動因，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奠定了可能性基礎。深層地看，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規(guī)律，對于解釋或說明不同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更替或同一社會形態(tài)演進的不同發(fā)展階段為何“如此這般”具有普適意義。這也就是說，無論哪一國家或民族的社會經濟狀況、文化傳統(tǒng)、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存在著多大差異或不同，我們都可以從其社會的生產方式與交往方式的性質及其水平去獲得根本性的解釋。以上僅是在“普遍或一般”意義上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世界各國（這里主要指中國）“結合”之可能性，要將這種可能性轉變?yōu)楝F(xiàn)實性，還必須具體分析和研究“結合”的對象即中國的這個“特殊或個別”。因為從來就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集普遍性與抽象性于一體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只有深入和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歷史情境之中，才能發(fā)揮其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際功能。

然而，從歷史或現(xiàn)實情況看，在如何結合問題上，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訓。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黨內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準備與積累相對不足，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黨內教條主義之風在一定時期的盛行。當時人們相對普遍的認知是，只要熟讀和背誦書本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結論，將之直接應用到中國實踐之中即可。毛澤東曾對這種教條主義傾向作出尖銳的批評，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8]（P111-112）但是，這在當時并沒有引起黨內一些領導人的足夠警覺與重視，導致中國革命在尋得正確道路之前走了不少彎路。

中國革命和建設以鐵的事實證明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征程的路上，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總體目標的設計，到具體的諸如“一國兩制”構想的實施、計劃與市場的巧妙耦合等，無不體現(xiàn)出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普遍與特殊、共性與個性辯證關系的深刻把握。這種成功秘訣在于，中國共產黨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當作方法和指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之間的結合，不是理論與現(xiàn)實之間的硬性對接，而是彼此互動，通過一定的環(huán)節(jié)和中介，逐漸實現(xiàn)理論的實踐化與實踐的理論化的雙向統(tǒng)一。一方面，運用理論分析具體實際，不是照搬書本上的具體結論，而是運用理論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析中國革命或建設的具體實情，得出有關中國具體國情、民情等的正確判斷，依此形成若干用于指導實踐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另一方面，這些路線、方針和政策還需隨著時間、地點和條件等的變化不斷地調整、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成功經驗的系統(tǒng)化總結并上升到理論高度，進而形成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新的理論形態(tài)。

這里，有必要提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結合問題。前面說過，“兩個結合”及其探索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中雖然沒有缺席過，但由于不同歷史時期面臨的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對于“第二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結合、結合可能以及結合意義等問題并未來得及進行深入和充分的探究。亦正因如此，新時代習近平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不僅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而且也為今天我們深入理解“第二個結合”提供了正確的思想進路，“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9]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之所以能夠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就在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寧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1]（P18）這種“契合性”之所以可能，不僅在于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與綿延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化蘊含的精華之間有著天然的一致性，而且在于，無論國家、民族、階級之間或人種、膚色、語言等存在多么大的不同或差異，這些文化生成與創(chuàng)造中的“精華”和思想中的“精髓”都是在人類歷史的綿延中積累和沉淀下來的共同的精神財富。這種“共同性”在其深層根基上源自整個人類種族求生存謀發(fā)展的共同利益或價值訴求。在這個意義上，它們無疑具有跨越國度、穿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的“絕對”性質。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必須訴諸“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皠?chuàng)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xiàn)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xiàn)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盵10]（P57）仔細領悟習近平的這一段話，創(chuàng)造性轉化主要側重于在“形式”上對傳統(tǒng)的有借鑒意義的文化內涵予以改造，賦予新時代人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可理解可接受的話語表達形式；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則側重于在“內容”上剔除傳統(tǒng)文化中喪失其必然性與合理性的素樸、虛妄以及保守因素，賦予其合乎新時代發(fā)展要求、符合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需要的科學內涵。只有這樣，中華文化蘊含的優(yōu)秀成分或精華才能與革命的、先進文化樣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相契合、相一致。

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以實踐為基礎的開放性學說，也是一種以開放性姿態(tài)面向新時代、走向新未來的理論。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更加重視在時代化進程中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實踐過程中取得了輝煌成就，并已經內化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世界的主導性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在此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問題更加凸顯出來。尤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性交匯，我們黨治國理政面臨新的形勢、新的環(huán)境和新的挑戰(zhàn)，如何應對和解決大量具有時代性的新問題，既不能簡單地照搬或套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語句，也不能簡單地平移或采用中國革命和建設已有的成功經驗。面對時代之變和中國之變，如何使馬克思主義始終把握時代變化的脈搏，跟上時代變化的節(jié)拍，在回答“時代之問”中展現(xiàn)自己的解釋力和生命力，成為“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的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黨的二十大報告將中國化與時代化并列起來，提出了“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這一重要命題。顯而易見，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這一命題是有其特定問題域和思想內涵的。因此，我們不能將“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這一命題簡單地納入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史的全過程予以籠統(tǒng)考察。否則，就既混淆了中國共產黨圍繞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而展開的有步驟、分階段奮斗的艱辛歷程，亦遮蔽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xiàn)的既有階段性又有連續(xù)性發(fā)展的演進脈絡。

“時代”一詞常常與人們的時間觀念相聯(lián)系。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語境中，“時間”并不是一個空洞無物的概念，而是對于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變化樣態(tài)以及未來趨向的表征。正是時間與空間的這種不可分離性，使得時代的時間特性在其綿延過程中必然蘊含著特定的空間地域意義。沿著這一思維邏輯，接下來，我們關于“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就進入更深層次，即轉換為“中國化世界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的就是民族化或本土化，這是沒有疑問的。在空間地域意義上，世界化理應是“時代化”內蘊的重要思想內涵?；蛘哒f，“世界化”是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理由在于：其一，對于如何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使之緊跟時代發(fā)展步伐、不斷吸收新的時代內容、科學回答時代課題?！盵11]（P261）又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引領時代才能走向世界”，“真正搞懂面臨的時代課題，深刻把握世界歷史的脈絡和走向?！盵3]（P66）可以看出，習近平在這里既強調了回答時代問題的重要性，也彰顯出中國化進程中的“世界”意蘊。結合上面一番話，我們可以理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并不是“自動”而是“自覺”的；科學解答時代課題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必須以深刻把握世界歷史的脈絡和走向為前提；引領時代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時代本身，而在于引領世界。其二，對于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理解，如果僅僅停留于關照時代背景、緊跟時代步伐、與時俱進等層面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它只注意到時代的時間流變性，忽視了時代的空間地域性。馬克思主義不僅要在時間意義上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向前延伸，而且要在空間意義上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向外拓展。既然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xiàn)，那么，馬克思主義亦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能得以發(fā)展。因此，時代的時空特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不應該滿足于當下中國?！鞍l(fā)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3]（P65）把中國愿景與世界命運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把握時代特征、吸收時代內容、回答時代課題推進馬克思主義獲得新的、世界性發(fā)展。也就是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面向和走向世界，成為引領當今時代潮流的世界化馬克思主義。這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稱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由，也是今天言說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的真正意義。

倘若上述理解能夠成立的話，那么，所謂“特定問題域”指的是處于新的歷史方位的中國共產黨，如何在繼續(xù)推進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深入推進其世界化？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回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尋求某種謎底或答案。

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初創(chuàng)的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個性化理論，那么，它是如何突破地域性、民族性的局限而轉變?yōu)橐环N世界化學說？毋庸置疑，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眼光、世界視野成就了自己學說的世界品格。然而，這種世界眼光和世界視野的擁有之所以可能，歸根到底源自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世界歷史”進程及其規(guī)律的深刻認知與把握。

人們不禁會問，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會把思維視點聚焦于“世界歷史”而不是別的問題呢？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不僅深深植根于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社會化大生產體系，而且正值人類歷史開始向世界歷史轉變的時代。這一時代顯露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以“鐵的必然性”將它的觸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從而將一切國家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來。這種時代景象必然會映現(xiàn)到馬克思、恩格斯的腦海而成為他們直面的思考對象。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發(fā)展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的價值旨歸之間，表層地看是對立的，深層地看則有相合之處。馬克思、恩格斯從歷史視野與價值視野辯證統(tǒng)一的眼光出發(fā)，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內在矛盾的深刻剖析發(fā)現(xiàn)：共產主義“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fā)展和與此相聯(lián)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2]（P166）并且“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xiàn)”。[2]（P167）盡管人類才能的全面發(fā)展從歷史或現(xiàn)實看要靠犧牲許多個人，甚至犧牲整個階級的歷史過程為代價，但最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yōu)槭澜鐨v史的程度一致的”。[2]（P169）盡管資產階級開創(chuàng)了“世界歷史”，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卻為資本主義的覆滅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至于如何滿足或運用這一前提條件，對于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xiàn)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xiàn)存的事物”。[2]（P155）由此看來，世界歷史的形成與發(fā)展，既成就了馬克思主義解釋世界與改變世界相統(tǒng)一的世界眼光和世界視野，也成就了馬克思、恩格斯開創(chuàng)的、指向未來的共產主義學說的世界品格。與此相應，馬克思、恩格斯構想的共產主義及其實現(xiàn)必然是一個世界化的過程。否則，有關“生產資料公有”“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個人的自由與全面發(fā)展”等未來美好愿望只能是簡單重復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學家們”的空想。

從過程上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世界化馬克思主義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可能因其時代主題不同或完成根本任務的需要而有所側重，但卻不可分割并相互包含、相互推進。由于各個國家或民族具體情況的不同或差異，在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各國的思想家們都必須將其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必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本土化的過程中，還必須使之始終與人類文明的最新進步和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最新進展保持緊密聯(lián)系，以求同步甚至超前發(fā)展。應該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任務本來就包含著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而使中國社會步人現(xiàn)代化、世界化，而馬克思主義也在中國社會走向現(xiàn)代化、世界化的進程中獲得新的世界性拓展與升華。

今天，如何進一步推進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面向未來，走向世界化，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是根本遵循。時至今日，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仍然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然而，隨著時間不斷向前推移，“世界歷史”愈來愈顯露出正負效應同步增長的雙面意義。從正面意義看，世界歷史的形成加速了世界各國各民族正朝著一體化和整體化的方向發(fā)展；從負面意義看，世界歷史的發(fā)展又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全球性問題”。“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3]（P537）正是習近平對世界歷史及其發(fā)展帶來的這一新的時代課題的思考。

馬克思主義（包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隨著世界文明的進步而不斷地世界化才能得以保持、鞏固和發(fā)展。當前我們正面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交匯、碰撞和激蕩時期。如何把握好時代機遇，迎接各種困難與挑戰(zhàn)，習近平強調，只有將中國發(fā)展自覺地納入整個世界歷史進程之中予以考察，通過對現(xiàn)今并存的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政黨模式等的比較與分析研究，才能尋得正確解答自己能否以及怎樣發(fā)展的問題，諸如堅持和發(fā)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zhí)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zhí)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就世界而論，習近平指出，和平與發(fā)展雖為時代主題，但世界仍不太平，問題多多。尤其是，面對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zhàn)，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游離于世界之外而“獨善其身”，世界各國日益變得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在歷史和現(xiàn)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2]（P5）可以說，習近平提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理論上來說，這一構想是習近平總體把握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以及解決路徑而形成的重要理念。盡管這一理念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描繪的“真正的共同體”或“自由人聯(lián)合體”，但卻是走向這種“真正的共同體”或“自由人聯(lián)合體”的必經階段，甚至可以說是“真正的共同體”或“自由人聯(lián)合體”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當代表現(xiàn)形態(tài)。從實踐上來看，這一構想是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世界各國人民攜起手來走出生存和發(fā)展“囚徒困境”而提供的最佳中國方案。盡管這一構想的實施或許要經歷一個曲折的過程，但為了人類生存與發(fā)展的共同利益，各個國家和民族終究會作出理智的選擇，將自己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tài)、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等問題上存在著的分歧和差異暫時擱置，出讓其部分特殊利益，以實際行動趨向于這一既可持續(xù)又可發(fā)展、既有益于自己又能惠及世界的價值目標。這既是世界歷史潮流不可逆之使然，亦是馬克思主義真正魅力之所在。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4]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8]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強調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N].人民日報，2023-06-03（1）.

[10]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2]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