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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笔澜绨倌晡从兄笞兙旨铀傺葸M，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正經受考驗，世界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交流形勢嚴峻?！笆澜缬忠淮握驹跉v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023年3月15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強調：“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在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庇绕涫乾F今戰(zhàn)爭沖突、環(huán)境污染、經濟增長乏力等全球性問題依然突出，西方世界推行霸權主義、單邊主義，逆全球化勢頭明顯上升，這些不穩(wěn)定因素使世界上不同文明間的對話交流處于以沖突迭起、危機頻現、隔閡重重為顯著特征的時代困境。因此，破解世界上不同文明間對話交流的困境，推動人類文明共生共榮，就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時代課題。

自人類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世界各國交往日益頻繁，各國之間的多維互動推動著人類文明進步，人類文明深度融合是世界歷史發(fā)展大勢。然而，在全球日益聯(lián)結成一個密不可分整體的同時，西方文明的霸權思維與擴張欲望不減反增，資本主義國家公然在全球制造“文明沖突”陷阱，致使資本的貪婪觸手延伸至不同文明對話交流的各個領域，對人類文明交往造成了嚴重阻礙。

第一，資本主義文明一以貫之的沖突法則仍大行其道，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持續(xù)動蕩。

自15世紀西方主要國家確立對外殖民政策以降，世界必須由西方主導、在沖突中統(tǒng)一世界的信條就成為資本主義文明至高無上的法則，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始終堅定奉行和反復實踐這一法則。在資本主義文明長達幾個世紀的殖民時期，西方國家通過策劃發(fā)動戰(zhàn)爭、組織燒殺搶掠、開啟商業(yè)爭奪等多重暴力方式，如蝗蟲般在全球進行鋪天蓋地的資本擴張，“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資本主義文明的殖民擴張對殖民地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致使文明間的對話交流處于西方高度宰制之下，形成了單向度的文明交往秩序，冷戰(zhàn)時期便是典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依照自身意愿，瘋狂打擊社會主義國家，試圖建立一個使資本主義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秩序，導致世界文明交往秩序陷入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動蕩不安。這一時期美國政治上推行杜魯門主義、軍事上組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經濟上實施馬歇爾計劃等，都是為遏制社會主義文明所采取的舉措。對于資本主義文明而言，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意味著自身文明“大獲全勝”，資本主義國家再度主導人類文明交往方式，全球經濟交往中的“叢林法則”、東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文明優(yōu)越論”、不同制度碰撞中的“歷史終結論”等甚囂塵上。當然，冷戰(zhàn)結束后，資本主義國家并未放棄通過制造沖突實現資本擴張的法則，一直極力推動全球格局朝向有利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方向轉變，由此造成全球體系的“主導范式不是經濟也不是國家間政治利益的關系，而是全球化文明間的沖突”。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固守霸權思維，企圖重回冷戰(zhàn)時代，在對外交往中高揚其推崇的“文明沖突”論調。美國不僅打著“民主峰會”的旗號劃分陣營強逼各國站隊，而且在不同文明國家之間頻繁挑起沖突，進一步加劇國際關系的“劍拔弩張”，導致文明對話交流至今仍沒有跳脫資本邏輯，世界深陷于資本主義文明布設的“文明沖突”陷阱，不同文明國家難以和諧相處、深入交融。

第二，資本主義文明不可變易的逐利本性帶來的不僅是文明對話交流危機的持續(xù)發(fā)生，更推動這一危機以全域化方式頻現。

一是文明對話交流面臨生態(tài)環(huán)境嚴重惡化局面。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資本最大程度增殖，在對外交往中秉持“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邏輯，荒謬認為其對全球的自然資源擁有絕對管理權和支配權，不顧世界發(fā)展的具體實際而盲目利用科技改造自然，通過把高污染工業(yè)轉移到落后國家和地區(qū)等方式，對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巨大污染。全球生態(tài)生產問題產生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國家對外交往的過度逐利行為。二是文明對話交流面臨地區(qū)和國家貧富差距持續(xù)擴大的狀況。當今經濟全球化仍是資本主義主導，在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經濟交往秩序下，資本主義國家為維持經濟穩(wěn)定與增長，長期操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由其主導制定的世界經濟規(guī)則始終服務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qū)難以從中獲利，導致全球貧富差距愈發(fā)擴大，并造成波及世界的經濟危機頻繁在全球重演。三是文明對話交流面臨不同國家文化易被資本主義文化同化的風險。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借助國際文化交流契機，通過教育培訓、學術贊助、學術交流等方式對他國進行文化滲透，并通過在多國策動“顏色革命”以激化不同國家的文化沖突，致使世界各國在文化交往中長期承受著資本主義文化的強力沖擊。

第三，在數字時代，資本主義發(fā)展新態(tài)勢不斷生產著文明對話交流的新隔閡。

隨著互聯(lián)網技術的全球普及，世界各國卷入數字化浪潮，數字化既給文明對話交流創(chuàng)造了諸多機遇，但同時數字霸權、數字鴻溝、數字恐怖主義、數字保護主義等也成為文明對話交流的現實難題，為構建互聯(lián)互通的文明交往空間蒙上了厚重陰霾。由于數字技術催生了“數字資本主義”“加速資本主義”“交往資本主義”等資本主義新形態(tài)，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數字技術加持下，將“資本主義以某些方式，納入和參與到信息、娛樂以及交往技術的理想的物質化之中。交往資本主義控制了抵抗，并鞏固了全球資本主義”。借助數字技術，資本主義鞏固、加強了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交往空間的主導地位，加速了其推行數字霸權的進程，致使文明間的對話交流空間產生了眾多新隔閡，尤其表現在：一是文明間的政治對話交流空間遭遇更多阻力。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數字設備監(jiān)控全球，頻繁對他國發(fā)動網絡攻擊。美國通過在移動設備中植入監(jiān)聽芯片等方式監(jiān)控多國政要的短信和通話內容，如“維基解密”和“棱鏡門”這兩大震驚全球惡性事件，嚴重威脅了文明對話交流的正常開展。二是文明間的經濟對話交流空間非正義問題加劇。資本主義國家肆意揮動制裁大棒打壓他國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遏制他國數字經濟發(fā)展。美國在第五代通信技術（5G）建設過程中，公然打壓中國通信龍頭企業(yè)，在第六代通信技術（6G）的產業(yè)布局上，美國依然大搞“小圈子”。三是文明間的文化對話交流空間風險陡增。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建立數字平臺竊取全球文化成果，通過數字社交媒體大肆渲染美式價值觀，嚴重破壞了文明間文化對話交流空間的生態(tài)。

從資本主義造成的文明對話交流困境可以得出兩點結論：一是“逐利爭霸”是資本主義文明對外交往的首要前提，文明對話交流的困境本質上是由于資本無序擴張造成的；二是只有脫離資本邏輯的統(tǒng)攝、重構世界文明交往新秩序，才是破解文明間對話交流困境的應然之道。在尋求解決相關問題的理論資源上，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馬克思、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tǒng)闡發(fā)了文明對話交流的歷史意義，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造成的文明對話交流的非正義性，進而科學指明了文明對話交流的未來趨勢，為人類文明勾勒了一幅高度融合的對話交流圖景。

（一）系統(tǒng)闡發(fā)文明對話交流的歷史意義

文明對話交流推動了世界歷史生成與發(fā)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恩格斯作出了“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的精辟論述。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在不同歷史時期，當交往形式無法適應生產力需要時，就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產生，而生產力和交往形式兩者矛盾的解決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重要“助推器”，人類文明正是在新舊交往形式的更替與交往世界化的過程中向前發(fā)展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明對話交流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轉變的決定性力量，世界歷史正是人類普遍交往的必然結果。鑒于社會分工與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由內向外的交往成為可能，這種內外交往的雙向聯(lián)動推動全球交往的實現。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高度肯定了資本主義工業(yè)大發(fā)展對世界歷史的開創(chuàng)性作用，資產階級開拓的世界市場“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孤立狀態(tài)”，這是民族史向世界史轉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文明對話交流對人類文明發(fā)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明對話交流的世界化產生了多重積極效應。一是有效保存了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明成果。交往從地域走向世界對于延續(xù)人類文明成果起著決定性作用，“某一個地域創(chuàng)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fā)明，在往后的發(fā)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正是在文明對話交流的世界歷史進程中，人類璀璨的文明成果得以世代延續(xù)。二是加速工業(yè)進程、推動商業(yè)發(fā)展。文明對話交流范圍的擴大增強了全球資源的空間流轉，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逐漸擺脫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拾級而上”，“交往擴大了，工場手工業(yè)和整個生產運動有了巨大的發(fā)展。所有這一切產生了歷史發(fā)展的新階段”。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這個“新階段”對于人類文明變革意義重大，不僅是人類突破封建制度和生產關系束縛的標志，而且凸顯出交往這個連接全球文明的媒介發(fā)揮出的巨大能量。三是為實現共產主義提供了現實可能。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文明對話交流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是共產主義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因而要把“物質生產變成在科學的幫助下對自然力的統(tǒng)治”。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文明對話交流與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設想存在一定實踐關聯(lián)。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分析俄國是否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時，認為只有提高生產力、改造傳統(tǒng)的小農生產方式，才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提升生產力的關鍵驅動力就源于世界市場覆蓋下的對外交往。

（二）深刻批判資本主義造成的文明對話交流的非正義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文明對話交流對于人類文明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同時，并未忽略對這一歷史進程中資本主義造成的文明間對話交流非正義性的剖析。馬克思、恩格斯系統(tǒng)解剖了資本的“利益細胞”，全面呈現了資本主義文明在對外交往中的反人類行徑。圈地運動”“三角貿易”“非法移民”等都是資本主義文明掠奪擴張的典型例子。在資本邏輯宰制下，人類文明從來都不是田園牧歌般的對話交流，而是充滿了沖突和對抗，這造成諸文明在橫向交匯時難以形成平等的交往關系。文明沖突和對抗集中表現為戰(zhàn)爭，“戰(zhàn)爭本身還是一種經常的交往形式”。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資產階級就開啟了分割全球的狂暴行徑，戰(zhàn)爭成為資本主義文明擴張的便捷方式，資產階級以全球作為資本積累的戰(zhàn)場，“槍炮外交”成為資本文明擴張時代的代名詞，由此給受戰(zhàn)爭摧殘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苦難。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筆記》中評價法國的外交方式時指出，“媾和和宣戰(zhàn)，領導和統(tǒng)率軍隊，同別的大國進行談判”，這些方式成為資本主義文明對外交往的主要手段。當然，資本主義戰(zhàn)爭不限于武力征服，商業(yè)戰(zhàn)爭也是其對外擴張的一種重要手段。在世界歷史推動形成世界市場的歷史背景下，任何一個弱勢國家都難逃被資本席卷的厄運。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述：“蘭開夏郡的機械織機使千百萬印度手工織工陷于徹底的滅亡。中國的門戶日益被打開?！辟Y本主義開啟的商業(yè)戰(zhàn)爭以壟斷公司為基本支撐，“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累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yè)保證了銷售市場以及由市場壟斷所引起的成倍積累，保證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整體來看，資本主義開啟的商業(yè)戰(zhàn)爭始于尼德蘭脫離西班牙，在反雅各賓戰(zhàn)爭中達至頂峰，延續(xù)至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此后未曾中斷。無論是資本主義無視人性的暴力戰(zhàn)爭手段，還是逐利至上的商業(yè)戰(zhàn)爭模式，資本主義文明對外交往的無界意識及暴力程度可見一斑。

馬克思、恩格斯將資本主義造成的文明對話交流困境歸因于資本邏輯的全球統(tǒng)攝。資本為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不斷打破“一切阻礙發(fā)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資本邏輯統(tǒng)攝下的文明對話交流不僅滲透著資產階級的無盡貪婪，而且充分暴露出其對落后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不平等待遇。一是資本邏輯對文明間政治對話交流的極端壓制。為開辟資本擴張道路，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外交往中通過強權政治“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非西方文明從而喪失了對外交往的基本話語權。二是資本邏輯對文明間經濟對話交流的利益收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辟Y產階級國家通過掠奪殖民地國家土地、財富等方式，“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的幻想掩蓋著的剝削”，以此進行最快速度和最大程度的資本積累。三是資本邏輯對文明間文化對話交流的同質化塑造。資本擴張加速了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滲透，使西方文明的價值理念能夠精準輻射到各文明文化對話交流的歷史進程，造成“那些和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沒有關系的生產領域實際上也日益依附于資本”，各文明的文化傳承、文化生產、文化創(chuàng)新均受資本力量控制。正是由于資本邏輯在各文明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興風作浪”，文明對話交流才陷入由資產階級國家“一手遮天”的單極化境地。

（三）科學指明文明對話交流的未來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文明對話交流具體現狀后，闡明了文明對話交流的未來走向，即構建“文明共同體”。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文明在資本主義開創(chuàng)的世界市場的基礎上形成了地理層面上的聯(lián)合，這種聯(lián)合雖具有共同體性質，但究其本質，只是受資本主義主宰的“虛幻共同體”，不可避免帶有鮮明的階級性。正如“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一樣，文明對話交流從而被打上了厚重的“階級烙印”，呈現出具有欺騙性與虛假性的交往樣態(tài)。從人類文明存在論視角看，文明對話交流需要從虛幻走向真實，這是文明存續(xù)與發(fā)展的必然要求，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此意義上提出要構建凸顯文明對話交流真實效應的“文明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文明共同體”是全球文明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高度聯(lián)動的跨文明意義的共同體，在歷史唯物主義話語邏輯中，政治、經濟、文化三者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推促力，映射至交往領域則表現得更為明顯。經濟對話交流處于統(tǒng)領地位，當各文明的文化對話交流使“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時，必然會對文明間的經濟對話交流起重要助推作用，以此才能更好服務于政治對話交流的需要。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只有實現不同文明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互聯(lián)互通，文明對話交流才能從資本鋪設的“邪惡之途”走向充滿榮光的“光明之道”。從“虛幻共同體”到“文明共同體”，這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對文明對話交流面向未來的歷史展望，更是對人類文明演進態(tài)勢的科學研判。

馬克思、恩格斯更指明了構建“文明共同體”的實現路徑。要想實現文明對話交流各領域的互聯(lián)互通，成功構建起“文明共同體”，必然關涉文明對話交流的制度變革、關系重建、形態(tài)開創(chuàng)等重要層面。一是要逆轉非西方文明在文明對話交流中的附庸地位，重建文明間的關系紐帶。平等是文明對話交流的根本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在理論建構與實踐斗爭中始終致力于為人類文明爭取平等，并把平等視作“共產主義的政治的論據”。非西方文明國家在對外交往中打破被迫成為資本附庸的現實狀況，以平等的對話交流之基聯(lián)結全球各文明，是構建“文明共同體”的基本前提。二是要變革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可謂阻礙文明對話交流的“罪惡之源”，其制度的反文明性也已被文明對話交流的現實狀況所證實。只有將其徹底瓦解，資本邏輯在文明對話交流中的統(tǒng)攝力才能不復存在，這是構建“文明共同體”的必然途徑。三是要開創(chuàng)文明對話交流的新形態(tài)。文明對話交流的新形態(tài)必然是由無產階級主導開創(chuàng)，并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的一種全新文明對話交流形態(tài)，即實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文明對話交流形態(tài)的全面置換，這是構建“文明共同體”的終極實踐導向。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文明共同體”為文明對話交流指明了未來走向，但在實現路徑上，其提出的以現實共產主義運動破除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統(tǒng)攝，在現時代條件下還難以達成。習近平明確指出，要充分“估計到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便長期占據優(yōu)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準備”。由此，在今天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融入時代語境便成為亟待思考的問題。在這點上，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不僅承繼了馬克思主義交往理論的思想精粹，而且實現了理論的當代拓新，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成功開創(chuàng)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旨在推動全球文明“天下一家”格局的形成，通過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奠定文明間平等對話的根本前提、以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凝聚文明間共迎挑戰(zhàn)的價值共識、以推動世界文明創(chuàng)新鑄造文明間深度交融的實踐動能，賦予馬克思、恩格斯全球“文明共同體”目標以現實性。

（一）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奠定文明間平等對話的根本前提

自殖民時代起，西方文明的對外交往實踐就長期削弱著人類文明的多樣性。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侵略、殖民等方式掠奪文明成果的快感，極大助長了資本貪欲，進一步加劇了對非西方文明的仇視與壓制，這成為阻礙不同文明進行平等對話交流的突出因素。尤其在冷戰(zhàn)后，亨廷頓將文明沖突定性為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常態(tài)，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則進一步把西方文明稱之為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普世典范。這些論調背后折射的是西方文明意在“一統(tǒng)天下”的單極文明對話交流邏輯，這顯然違背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人類文明形態(tài)的演進規(guī)律昭示，多元文明不僅是人類文明存在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本源動能。從農業(yè)文明到工業(yè)文明，再到今天的數字文明，人類文明的層層迭新正是基于多元文明的歷史合力。習近平明確指出：“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一方面在深刻把握人類文明形態(tài)演進規(guī)律的基礎上，將人類文明多樣性看成長期存在、不可變易的客觀事實，并將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置于文明間對話交流實踐的首要位置；另一方面突出強調“文明交流互鑒不應該以獨尊某一種文明或者貶損某一種文明為前提”，而應該以“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謀求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大道良方。

異質于西方的單極文明對話交流邏輯，中國以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為載體展開的對外交往實踐的首要遵照就是“讓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第一，理性審視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動關系，避免產生文明對話交流的“囚徒困境”。文明認可是文明有效互動的基礎，中國在充分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根本前提下，致力于在對外交往實踐中搭建一種益于不同文明進行正向互動的競合架構，這是實現全球文明百花齊放的重要推動力。第二，竭力營造公平正義的輿論環(huán)境，實現對西方渲染“文明沖突”的正本清源。媒體既是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傳聲筒”，亦是聯(lián)結文明對話交流的重要橋梁。中國始終重視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通過傳統(tǒng)媒體與新興媒體的雙向發(fā)力，借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微博、微信、抖音等媒體，積極向國際社會傳遞中華文明包羅萬象的鏗鏘之聲，瓦解西方文明簡單“同化”非資本主義文明的交往企圖。第三，積極構建世界多元文明對話平臺，攜手不同文明共同打造文明互鑒典范。通過舉辦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中非文明對話大會、中拉文明對話論壇等一系列重大對話交流活動，并成立極具跨文明交往意義的中希文明互鑒中心等，為全球文明實現平等對話交流樹立實踐標桿。

（二）以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凝聚文明間共迎挑戰(zhàn)的價值共識

當前，生態(tài)惡化、霸權主義、恐怖主義等危機加重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緊張程度，給文明對話交流的縱深推進增加了巨大羈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既是對人類面臨總體性挑戰(zhàn)的最好回應，也是對文明間對話交流危機的深切關照。唯物史觀認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建立于不同國家共同價值和共同利益基礎上，任何單向度的發(fā)展價值取向都不利于文明齊頭并進。從西方文明發(fā)展軌跡看，資本擴張是資本主義國家推動文明進步的核心動力源，引發(fā)文明間對話交流危機的深層因素就是資本邏輯操控的不公正世界秩序。正因此，全球迫切需要一種能夠引領人類文明擺脫資本締造的發(fā)展陷阱，從而走向共生共榮的新型價值向導。在全球一體化時代境遇下，雖然“各國歷史、文化、制度、發(fā)展水平不盡相同，但各國人民都追求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一方面，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核心指涉的是要解構西方文明以利己主義為代表的價值體系，重構一種既能夠科學彌合不同文明之間分歧與紛爭，又全面符合文明對話交流利益最大化的價值遵循；另一方面，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不同文明共商共建共享的發(fā)展理念和擇善而從的義利觀，強調辯證看待國際交往中不同文明之間的功利關系，旨在讓“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由此推動不同文明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擺脫對話交流危機，讓文明對話交流結出豐碩果實，不斷造福全人類。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立足破除資本邏輯造成的文明對話交流危機的出場本質，努力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在文明對話交流中走深走實。第一，打破文明間對話交流的空間隔閡。環(huán)視古今之中國，從唐朝時期開辟的“絲綢之路”，到鄭和三下西洋的文明交流活動，再到如今“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一直以“行走的文明”不斷開拓人類文明進步空間。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空間拓展理念與資本邏輯的擴張本質不同，全人類共同價值要打造的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同向同行的空間形態(tài)，這種空間特征鮮明折射出寬廣博大的對外交往胸襟，深刻凸顯出追求文明互惠互享的根本價值邏輯。第二，影響西方文明“以我為主”、只顧個體發(fā)展的自私交往范式。全人類共同價值指引下的中國對外交往實踐以變革資本統(tǒng)攝全球的非正義交往范式為基本目標，通過積極融入全球化時代進程，大力支持發(fā)展中國家現代化建設，推動實現以中華文明“正道之光”替代西方文明“普照之光”，持續(xù)為變革不公正的世界文明交往秩序積累物質基礎與正義力量。第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內容依托，積極構建不同文明和諧共生的“文明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將全球文明視為一個榮辱與共、命運相連的整體，意在構建不同文明主體互動互通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文明的主體性將得到充分彰顯，能夠從文明主體層面克服西方文明的主體價值歧視。通過持續(xù)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實踐，在不同文明橫縱交匯中最大程度發(fā)揮化解文明對話交流危機的“乘數效應”。

（三）以推動世界文明創(chuàng)新鑄造文明間深度交融的實踐動能

工業(yè)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在幾百年發(fā)展歷程中吟唱“獨角戲”，不利于全球文明的存續(xù)與革新。尤其是全球遭遇世紀疫情以來，西方文明的制度與文化弊端在對外交流中暴露得更為明顯。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政治脅迫、貿易打壓、文化入侵等手段，對其他弱勢國家的非文明行為愈發(fā)增多，進一步加劇了逆全球化趨向，世界各國競爭力度因此加大，更加凸顯出文明創(chuàng)新對于全球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性、緊迫性。在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視域下，文明創(chuàng)新對于全球文明的深度交融及文明與時俱進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習近平強調：“世界文明歷史揭示了一個規(guī)律：任何一種文明都要與時偕行，不斷吸納時代精華。我們應該用創(chuàng)新增添文明發(fā)展動力、激活文明進步的源頭活水，不斷創(chuàng)造出跨越時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币环矫?，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高度重視不同文明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提倡深入挖掘文明創(chuàng)新蘊含的巨大實踐效能。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將文明對話交流視為促進人類文明創(chuàng)新的重要途徑，而文明創(chuàng)新又是推動文明對話交流的動力之源；另一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將中華文明上升到整個現代文明的高度，著力推動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新成果具體落實到文明交融、文明革新層面，“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在文明創(chuàng)新層面的實踐邏輯根本不同于西方文明在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的“怡然獨舞”思維，而是旨在讓文明創(chuàng)新成為文明間對話交流的“鋪路石”，以此為人類文明發(fā)展博得“柳暗花明”的歷史性突破。第一，創(chuàng)新文化產品，打造服務全球的國際化文化品牌。文化產品既是文明創(chuàng)新的成果體現，也是對外交往的“金名片”。中國不斷創(chuàng)造符合全球發(fā)展趨勢的文化成果，通過推動文學、音樂、影視劇等優(yōu)秀文化產品的推陳出新與全球共享，加深了世界各國對中華文明之美的多維認知，對全球文明共享共創(chuàng)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第二，持續(xù)建設文化傳播與創(chuàng)新平臺，為文明創(chuàng)新提供具像化載體。文明創(chuàng)新的實現需要穩(wěn)定的平臺支撐，中國提供與建設的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平臺為文明創(chuàng)新的實現提供了現實可能。在習近平親自部署與推動下，中國為促進全球文明的時代開新作出了長期貢獻，有效推進了世界各國文化交融進程。第三，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實現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文化是推動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向度，文化強弱直接映射于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思想資源，而且為世界現代化發(fā)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力量。從對“天下大同”思想的科學承繼到對“天下一家”理念的精密建構，中國始終將文化創(chuàng)新視為文明創(chuàng)新的根源動力，在以文化創(chuàng)新帶動文明創(chuàng)新的具體語境下，攜手各國勠力為全球文明進入深度交融的理想之境鑄造更多行之有效的實踐動能。

（作者：曹以達，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劉洋，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