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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明確指出：“只要我們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動搖，堅決維護黨的核心和黨中央權威，充分發(fā)揮黨的領導政治優(yōu)勢，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yè)各領域各方面各環(huán)節(jié)，就一定能夠確保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前進?！本S護黨中央權威是黨的歷史傳統(tǒng)和政治優(yōu)勢，是黨領導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根本保障。以往學界在研究維護黨中央權威的相關歷史時，大多立足于宏觀敘事層面，對早期部分具體歷史缺乏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對毛澤東的關注。事實上，中國革命轉危為安和勝利發(fā)展，與毛澤東對黨中央權威的維護是分不開的。在早期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對維護黨中央權威就顯現(xiàn)出堅定意志，是忠誠擁護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杰出代表，為黨在這方面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貢獻。深入研究相關歷史，總結相關經驗，對當下全黨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和始終做到“兩個維護”，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八七會議之后，在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jù)”思想影響下，利用國民黨新舊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井岡山的“星星之火”逐漸在全國形成“燎原之勢”，根據(jù)地成為積蓄和壯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戰(zhàn)略基地。對于革命根據(jù)地而言，自覺服從黨中央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努力維護其權威，既是開展對敵斗爭的客觀需要，也是維護黨的政治和組織紀律的內在要求。然而問題在于，根據(jù)地長期處于被分割包圍狀態(tài)，通信條件十分落后，黨的隊伍日趨復雜，黨中央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面臨現(xiàn)實困難。與此同時，一度占統(tǒng)治地位的“左”傾路線對革命造成嚴重損失，更是使得黨中央自身權威面臨諸多挑戰(zhàn)。在上述情況下，對各根據(jù)地而言，如何處理好與黨中央的上下級關系，有效維護作為整體的黨組織的中央權威，同時努力堅持正確的革命道路，就成為一個難題。歷史證明，毛澤東成功破解了這一難題，成功領導了蘇區(qū)的革命斗爭。

（一）遵守政治紀律、堅決執(zhí)行黨中央大政方針

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黨中央的領導作用，尤其在確定總的斗爭方向和基本策略方面功不可沒?！蛾P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斗，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在這期間，黨中央的領導成為革命力量得以聚集的重要前提，黨中央號召全體黨員繼續(xù)開展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斗爭，及時整頓和恢復各地組織，不斷發(fā)展和壯大革命武裝力量。同時，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為廣大黨員及時指明前進方向。一年后，黨又成功他在莫斯科召開六大，進一步總結經驗教訓，明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和“兩個高潮之間”政治形勢，提出防范“左”的傾向，并將爭取群眾作為首要任務，其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也有說明。黨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的大政方針基本正確，是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獲得擁護的重要條件。

毛澤東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遵守政治紀律，貫徹執(zhí)行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為根據(jù)地明確前進方向。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毛澤東與黨中央在革命大方向和基本策略方面并無不同，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并沒有實質上的分歧，雙方都贊同這樣的目標：即通過組織農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從農村包圍城市，配合軍隊和城市的暴動（革命的輔助力量）”。因而，對于黨中央在這方面的決定和指示，毛澤東堅決執(zhí)行。八七會議召開后不久，毛澤東響應黨中央號召，奔赴湖南宣傳相關精神，積極籌備秋收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受挫后，毛澤東在古城會議上繼續(xù)傳達八七會議的基本要求。黨的六大召開后，毛澤東在寧岡及時召開聯(lián)席會議，討論相關決議案，傳達主要內容。大革命失敗后，很多地方的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tài)，一些黨員思想迷茫，因此及時統(tǒng)一全黨認識，用中央正確的路線方針加以指引，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從井岡山到瑞金，無論敵人如何瘋狂圍追堵截，不管受到何種錯誤路線干擾，毛澤東始終堅持開展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他在實踐中形成的“工農武裝割據(jù)”思想，實際上是對八七會議總方針的成功運用和發(fā)展。在這種情形下，革命根據(jù)地的星星之火終于形成燎原之勢。

（二）堅持實事求是與維護黨中央權威

客觀地說，土地革命時期黨內確實一度出現(xiàn)“左”傾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現(xiàn)象，給白區(qū)和蘇區(qū)工作造成嚴重困擾，尤其是其中的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嚴重危害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有效維護作為整體的黨組織的中央權威，同時又能堅持正確革命主張？在現(xiàn)實中，一些地方的黨組織以及部分黨員不能很好地處理這其中的關系，犯了對抗中央甚至是嚴重分裂黨的錯誤。在應對中央指示方面，毛澤東努力維護作為整體的黨組織的中央權威，在此基礎上堅持正確的革命主張，成功處理兩者關系，領導蘇區(qū)軍民渡過難關。

一方面，將正確主張建立在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上。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組織原則，遵循民主集中制是黨的各級組織及其成員維護黨中央權威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體現(xiàn)。遠在大城市的決策中樞未必能全面掌握根據(jù)地的具體情況，有時其指示明顯缺乏科學性。在這種情形下，根據(jù)地若是盲目執(zhí)行錯誤命令，必然會給革命事業(yè)造成嚴重損失，最終會損害黨中央權威，因而如何作出回應是個難題。毛澤東“既嫻熟地掌握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論，又通曉這種理論在列寧主義政黨中的實踐”。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毛澤東科學把握客觀形勢，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適時召集相關會議傳達中央指示，就其中存在爭議的問題進行充分討論和表決，最終形成令人信服的正確決策。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在臨時中央要求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支援湘南暴動時，毛澤東提出異議，堅持以寧岡為中心實施湘贛邊工農武裝割據(jù)。在井岡山失守后，對于中央要求分散紅軍和毛朱離隊的指令，毛澤東也明確表示反對。在二打長沙受挫后，毛澤東頂住中央壓力，主張不打武昌而經略吉安。很顯然，毛澤東將重大決策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使提議獲得多數(shù)人支持而成為大家的行動方向，這樣可以最大程度確保內容的法理性，且有助于維護黨中央權威。

另一方面，就正確主張積極向中央請示報告，使之在程序上合乎法理。重大事項必須向中央請示報告，是黨的一項政治紀律，各級組織及其成員是否履行該項義務，不僅影響中央決策，而且能夠反映其是否維護中央權威。受交通和通信等客觀因素限制，加上黨內存在的紀律松散現(xiàn)象影響，“自‘八七’以來，過去各級黨部對上級黨部沒有組織報告，因此上級黨部對于組織工作亦缺乏經常的指導”。與上述黨內錯誤傾向不同，毛澤東在這方面是忠實執(zhí)行者，遇到重大事項他必定向中央請示報告，尤其是在自己的正確主張與后者存在嚴重分歧時，充分體現(xiàn)出他對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擁護。面對“革命舉什么旗幟”的困惑，毛澤東以中共湖南省委名義給中央寫信，堅持建立蘇維埃政權，提出“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幟”“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的主張，得到中央認同。面對革命根據(jù)地的定位分歧，毛澤東以工農紅軍第四軍軍委書記名義給臨時中央寫信，建議創(chuàng)建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確定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的大致活動范圍，獲得中央批準。1929年3月，在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召開后，毛澤東及時將有關精神向中央做了報告，提出建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jù)地的不同設想，最終贏得中央支持。這年4月，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名義給中央寫信，對“二月來信”提出不同看法，陳述紅軍集中作戰(zhàn)和毛朱留在部隊的重要性，最終也獲得中央同意。做到重大事項向中央請示報告，可以實現(xiàn)根據(jù)地與最高指揮中樞的有效聯(lián)通，有助于在消除分歧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這既保證了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也有利于維護黨中央權威。

黨在當時需要中央有足夠的權威，但代表正確路線的毛澤東尚未進入最高領導層，因而理性地對待錯誤，在充分調研基礎上，用正確的方式證明自身路線的正確性，同時努力維護黨中央權威，實現(xiàn)兩者的有效結合，無疑是合理的選擇。從井岡山到瑞金，毛澤東在這方面積極探索，為維護黨中央權威進而推動革命斗爭的勝利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jù)”理論之所以可行，一方面是因為自身的科學性，另一方面也因為當時客觀環(huán)境較為特殊，除國民黨內部紛爭為之創(chuàng)造良好條件以外，黨內“左”的錯誤思想影響有限也是一關鍵因素。處于上海的領導中樞與農村革命根據(jù)地相隔甚遠，加上交通與通信條件受限等因素影響，領導中樞的指揮有時顯得鞭長莫及，指令傳達到目的地，時常需要幾個月。但由于黨在白區(qū)工作的失利，同時也是為徹底“糾正”根據(jù)地“錯誤路線”，臨時中央開始將指揮中樞轉向農村。臨時中央一行人到達蘇區(qū)后，“排擠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特別是排擠了毛澤東同志對于紅軍的領導”。這種情況持續(xù)時間較長，一直到長征初期。對毛澤東而言，以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合乎常理，但現(xiàn)在已經行不通，他必須直面中央指令，沒有多少回旋余地。與黨內少數(shù)與中央錯誤路線粗暴對抗甚至走上分裂道路的人不同，為維護作為整體的黨組織的中央權威，保證革命隊伍的團結統(tǒng)一，毛澤東作出重大讓步，體現(xiàn)出極其偉大的犧牲精神，在這方面成為全黨重要表率。

（一）以大局利益為重

在此期間，臨時中央不斷批評毛澤東有關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與實踐，認為其存在明顯錯誤傾向，甚至犯有嚴重的路線錯誤。對此，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以對中國革命負責任的態(tài)度，與臨時中央的錯誤認識作斗爭。然而，為最大可能地維護作為整體的黨組織的中央權威，毛澤東并沒有采取極端做法，而是繼續(xù)擁護臨時中央的領導，默默承受對于自身在路線方面的各種錯誤批判。

事實上，臨時中央對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jù)”思想一直持質疑態(tài)度，時常將自身錯誤指揮或客觀原因所致的革命挫折歸咎于這一思想，這種現(xiàn)象在中央蘇區(qū)局成立到長征前這段時間里變得愈發(fā)頻繁和嚴重。早在1931年4月中央蘇區(qū)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就有人批評毛澤東領導的前敵委員會執(zhí)行“立三路線”，認為其帶有冒險主義的行軍色彩。在1931年1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遭中央代表團全面批判。具體而言，毛澤東在認識路線方面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做法，被認定為犯有“狹隘的經驗論”錯誤；他在土地改革方面的政策，被認定為走上“富農路線”歧途；他在根據(jù)地鞏固方面“傍著發(fā)展”的方針，被認定為執(zhí)行“右傾保守主義”的路線；他在軍隊建設方面“黨指揮槍”的政治原則，被認定為帶有“黨包辦一切”的色彩；他在軍事戰(zhàn)術方面靈活多變的作戰(zhàn)方式，被認定為是繼承“游擊主義”的傳統(tǒng)。在1932年11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更為集中的批判，其“避實擊虛”的策略被認定為“純粹防御路線”，而“誘敵深入”的方針則被稱為右傾危險。更為嚴重的是，臨時中央為推行積極進攻方略，在根據(jù)地深入批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正確做法，以對所謂的“羅明路線”批判為例，在福建和江西處分了一大批同志。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這期間仍一直堅持自己在游擊戰(zhàn)爭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正確主張，對中央有關形勢判斷和軍事戰(zhàn)略提出合理意見，但由于最高領導層中受“左”傾思想影響的成員占絕對多數(shù)，毛澤東的抗爭和呼吁得不到足夠重視。毛澤東以大局利益為重，出于對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維護，承受住了對于自身在路線上的各種錯誤批判。正如李維漢所言，“毛澤東是遵守紀律的模范”“他并沒有承認自己是犯了所謂的‘富農路線’的錯誤，但他服從黨的決議”。

（二）不計較個人得失

自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成立至紅軍長征前，臨時中央作出一系列人事調整，力圖從組織上削弱毛澤東的影響力。為維護團結統(tǒng)一，毛澤東不計個人得失，對于不合理的安排表示服從。

一是服從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的組織人事安排。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正式成立，隨著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被取消，毛澤東的書記位置不復存在，在周恩來到來之前，項英成為主要負責人。同時，原來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也被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項英擔任主席，朱德則任副主席兼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在這次蘇區(qū)黨政最高領導機構調整后，毛澤東任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和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事實上權力受到削弱。到這一年的4月，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來到根據(jù)地，開始參加蘇區(qū)中央局的領導工作。蘇區(qū)中央局的成立，進一步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懊侵醒刖殖蓡T之一，但不能指揮它，他在江西的影響開始減弱?！睂τ谂R時中央的決定，毛澤東表示服從。

二是服從贛南會議的組織人事安排。在1931年1月召開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權被排擠。根據(jù)臨時中央的指示，會議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就這樣，毛澤東被排除出中央蘇區(qū)紅軍最高領導層。對于會議決定，毛澤東也予以遵從。

三是服從中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組織人事安排。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后，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名義上是最高權力機構，卻無法在軍事方面擁有決斷權。作為常設機構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之職，中共蘇區(qū)中央局也一度不想讓毛澤東擔任。毛澤東成為中革軍委重要成員，但既非主席，也非副主席，其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之職被取消，因而軍事指揮權受到嚴重限制，對此他也沒有表示異議。第二年8月，由于戰(zhàn)時需要，臨時中央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他表示同意。

四是服從寧都會議的組織人事安排。根據(jù)臨時中央有關指示，此次會議決定讓毛澤東回后方專門主持政府工作，實際上是削弱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1932年10月26日，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之職由周恩來兼任，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實際上被撤銷。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毛澤東又一次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但不再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這是臨時中央對其權力的進一步限制，對此毛澤東也沒有反對意見。

作為黨和紅軍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又是在實踐中對中國革命發(fā)展規(guī)律有著深刻認識的軍事家，面對中央在路線方面的錯誤批判和處分，毛澤東始終堅持自己對革命道路的正確主張，同時為了大局著想，作出重大讓步，并接受組織上對自己的不合理安排，這確實難能可貴。在20世紀30年代，面對“左”傾錯誤路線的指揮，黨內一度出現(xiàn)各種危害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活動，嚴重影響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對中央權威構成極大挑戰(zhàn)。以羅章龍等人為例，“不是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反對四中全會，而是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企圖分裂黨”。與之相比，毛澤東的做法就很偉大，他以集體利益為重，甘心犧牲個人地位來維護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成為以自我犧牲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表率。

在黨的歷史上，革命事業(yè)屢遭嚴重挫折，黨中央權威的弱化是重要原因之一，而這又與黨在當時缺乏必要的領導核心有關。1935年遵義會議的召開，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這對于維護黨中央權威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黨內領導核心的產生，使得維護黨中央權威在組織上具備必要條件，與此同時，毛澤東高度重視思想建設，為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jù)。

（一）成為黨內領導核心為維護黨中央權威提供組織保障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敝醒胍袡嗤?，黨不僅要努力保證基本綱領和總方針的正確性，還必須要有自己的領導核心。從黨在早期的革命實踐來看，無論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還是王明，都不具備成為領導核心的條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實效性。遵義會議的召開改變了這一現(xiàn)狀，從這時直到新中國成立，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得到確立和鞏固，對維護黨中央權威起了重要的組織保障作用。這不僅符合全黨上下共同意志，也與毛澤東自身的積極作為有關。

眾所周知，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和鞏固有一個過程。首先，遵義會議初步確立起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被取消。在張聞天取代博古對黨內負總責基礎上，茍壩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新“三人團”負責指揮軍事。基于軍事問題的突出地位以及個人杰出的指揮才能，上述調整意味著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中央領導集體初步形成。正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其次，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事實上確立起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初步確立起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其核心身份尚未得到全黨普遍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無論長征過程中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或是王明在回國后尤其武漢期間對抗中央的行為，都與此有關。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解決了這一問題，王稼祥所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明確指出，全黨要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加強團結統(tǒng)一，有關的矛盾和分歧，“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王稼祥的報告，以共產國際的名義在事實上確立起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最后，黨的七大正式確立起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黨的七大修訂的黨章規(guī)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全黨必須將其“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而不動搖。將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道列為黨的指導思想，有助于全黨在思想上實現(xiàn)高度統(tǒng)一。會議還決定毛澤東同時擔任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及中央書記處書記，牢固確立起其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的絕對核心地位。從抗戰(zhàn)勝利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是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鞏固時期，在這期間基本上沒有特別的因素改變這種狀況。

確立和鞏固黨的領導核心，有助于維護黨中央權威，這一點在革命實踐中逐漸成為全黨共識，然而這一過程充滿艱辛，毛澤東為之作出重要貢獻。面對極其復雜的內外形勢，毛澤東帶領全黨積極應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不斷進攻，正確協(xié)調與共產國際的上下級關系，妥善處理黨內出現(xiàn)的各種分歧，堅決制止突發(fā)分裂活動，為黨形成自己的領導核心付出巨大努力。從遵義會議、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黨的七大，直至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重大勝利，中國共產黨最終確立并鞏固了毛澤東黨內領導核心地位，為團結全黨繼續(xù)開展革命斗爭立住了主心骨，也為贏得革命事業(yè)最后勝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高度重視思想建設為維護黨中央權威提供理論依據(jù)

維護黨中央權威，需要解決一個思想武裝問題。毛澤東認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huán)節(jié)?！痹谝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極大比重的國度開展革命，并且農村分散環(huán)境下的游擊戰(zhàn)爭是主要武裝斗爭方式，如果不切實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進而統(tǒng)一全黨思想認識，黨中央權威就無法得到維護。毛澤東歷來重視從思想層面維護黨中央權威，土地革命戰(zhàn)爭前期對黨內極端民主化等非無產階級意識的批判，尤其是古田會議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確立，就是最好的說明。遵義會議后在成為黨內領導核心的過程中，毛澤東繼承和發(fā)展了過去思想建黨的做法，為維護黨中央權威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jù)。

一方面，積極開展對廣大黨員的思想教育，使之牢固樹立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意識。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和黨中央高度重視對于黨員群體的思想教育，不斷提升其維護黨中央權威的認識和覺悟。一是注重新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其明確提出維護黨中央權威的要求。在《共產黨人》發(fā)刊詞中，毛澤東提出“幫助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就合格共產黨人的具體標準提出嚴格要求，將擁護集中統(tǒng)一領導作為其核心內容，幫助新黨員提升維護黨中央權威的認識。二是組織全黨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促進思想層面的高度統(tǒng)一。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要求，“普遍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于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這種做法的最大意義在于使全體黨員尤其是廣大干部學會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實現(xiàn)科學理論同具體實際的有效結合，這是在全黨牢固樹立正確思想路線，進而統(tǒng)一全黨意志的重要前提。在延安整風期間，黨中央制定專門的學習計劃，成立特別領導小組，充分挖掘各方資源，積極探索各種方式，對全黨完成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有效克服了黨內長期以來存在的錯誤傾向干擾，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

另一方面，將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上升至黨性高度，批判各種有損黨中央權威的錯誤思想。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充分發(fā)揚自己的個性，但必須遵守黨性，要努力成為兩者的統(tǒng)一體。在毛澤東看來，作為面向全黨的一種普遍性要求，黨性包含豐富內涵，不僅是指無產階級的本質屬性、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認識態(tài)度，而且包括服從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紀律要求，這就將其與維護黨中央權威聯(lián)系起來。1941年7月，《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為實現(xiàn)“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目標，“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行動和統(tǒng)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將此作為黨性鍛煉的主要任務。該決定明確指出，黨內存在無組織的狀態(tài)、個人主義、獨立主義等各種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全黨必須與之做堅決斗爭，否則將會嚴重削弱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損害黨中央權威，使革命事業(yè)遭受嚴重失敗。事實上，毛澤東在這之前說到的宗派主義和后面提及的山頭主義，也是錯誤傾向的重要表現(xiàn)。很顯然，將集中統(tǒng)一領導提升至黨性高度，有助于鞏固黨的組織，維護黨中央權威。

作為對黨的思想建設的補充和配合，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和完善一系列黨內法規(guī)和制度，切實維護了黨中央權威。黨修訂章程，確定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出臺包括《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guī)則與紀律的決定》以及《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在內的黨內法規(guī)，完善了請示報告制度，從組織紀律角度有力地保證了集中統(tǒng)一領導。由此可見，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逐漸成為黨內領導核心，的確對維護黨中央權威起了極大作用，為黨領導抗戰(zhàn)乃至整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國共產黨歷來注重維護黨中央權威，但在具體實踐中要做到卻并非易事，黨在幼年時期的歷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憑借自身對黨的事業(yè)無比忠誠的態(tài)度，加上不斷學習和摸索，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在此基礎上開創(chuàng)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正確做法，積累起極其豐富的經驗，時至今日依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一，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要有高度組織紀律性，黨中央一定要有權威，這是形成強大凝聚力的根本保障。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是極其重要的建黨原則，旗幟鮮明地講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這一點。

對于世界上任何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而言，要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奮斗目標，都必須加強自身團結，形成強大的凝聚力，方能戰(zhàn)勝各種困難和挫折?？v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這是一種客觀規(guī)律，早已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領導的革命實踐所證明，毛澤東深諳此理。在早期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就不斷探索如何增強黨的凝聚力的問題，形成一系列重要論述。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澤東將增強黨的凝聚力視為爭取抗戰(zhàn)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最基本條件，呼吁重視全黨尤其是黨中央的團結問題。隨著革命進程的推進，毛澤東對此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到黨的七大召開前夕，實現(xiàn)了從“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到“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的思想轉變。盡管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目標不變，那就是要提升黨的凝聚力。長征途中毛澤東對于張國燾的爭取，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在前期努力基礎上，黨的七大最終實現(xiàn)了全黨的高度團結和統(tǒng)一，黨的凝聚力隨之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要形成黨的強大凝聚力，就必須注重高度組織紀律性，維護黨中央權威，因而上述的團結是有條件的，毛澤東對此非常清醒。他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明確指出組織紀律性對于團結的必要性，主張“要把我們黨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論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需要增強自身凝聚力，但這種團結并不是建立在對錯誤傾向的無原則遷就基礎上，而是必須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政治紀律，同黨中央的領導保持高度一致，維護其權威性。正如毛澤東在《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里所說的那樣，“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任何破壞團結的行為都是罪惡”。毛澤東的這番話，揭示了形成強大凝聚力、高度組織紀律性和維護黨中央權威之間的關系，說明了加強黨的團結統(tǒng)一的重要意義?；诖朔N關系，對于黨內嚴重違反組織紀律和損害黨中央權威的行為，毛澤東堅決與之斗爭，如反對張國燾分裂黨的行為、批評王明在武漢時不服從中央領導的行為等，為團結全黨贏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做好調查研究，這是實現(xiàn)上情下達的重要基礎。

黨中央在領導人民開展革命斗爭過程中，將自身的意志和命令傳達到基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到理論聯(lián)系實際，保證路線本身的科學性是關鍵，毛澤東在這方面為全黨做了表率，作出重要貢獻。

實現(xiàn)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必須做到上情下達，保證黨的正確路線及其方針政策及時傳達到各級組織，為廣大黨員所自覺遵循，這是黨的政治和組織紀律的內在規(guī)定，也是革命斗爭的現(xiàn)實要求。黨的第一個章程明確規(guī)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钡谠缙诟锩鼘嵺`中，一些地方的黨組織對此并未加以重視，紀律散漫，不尊重、不執(zhí)行中央命令和指示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對此陳獨秀曾在黨的三大上予以批評。而毛澤東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堅決執(zhí)行中央的正確路線，這在其貫徹落實八七會議和黨的六大有關精神的表現(xiàn)可以看出。在成為黨內領導核心之后，毛澤東一以貫之地堅決服從中央的重大決定。在抗戰(zhàn)勝利初期，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奔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就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

堅持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就要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這是將其貫徹落實的重要前提，而要做到這一點，黨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做好調查研究，毛澤東是這方面的典范。在黨的早期革命實踐中，一些地方的黨組織及其成員之所以抵制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主要還是因為后者本身存在較大問題，尤其是不斷出現(xiàn)的“左”和右的傾向給全黨造成嚴重困擾，引發(fā)黨內眾多同志不滿。這種錯誤路線會不斷出現(xiàn)，最主要原因在于沒有走群眾路線，缺乏調查研究，未能正確把握革命實際?！懊珴蓶|同志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締造我們黨的最初年代開始，就一直提倡和實行對于社會客觀情況的調查研究?！睆狞h的創(chuàng)立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從《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通過成功運用調查研究，弄清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問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隨之而來的勝利，有效保證了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極大提升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深入群眾做好調查研究，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即有助于黨中央及時掌握正確路線貫徹落實過程中地方各級組織存在的問題，對故意不服從和惡意抵制的行為，必須在批評教育的基礎上按照黨內法規(guī)予以處置，敦促其立即改正錯誤，擁護集中統(tǒng)一領導，這對于維護黨中央權威同樣非常重要。

第三，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勇于糾錯的精神堅持真理，這是實現(xiàn)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必要條件。

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而言，承認自身問題并及時采用正確的方式加以糾正，不僅不會甚至反而能提升黨中央權威，有助于維護黨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正如列寧所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huán)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

在早期革命實踐中，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做法不同，毛澤東勇于糾錯，堅持真理，成為這方面的重要典范。中國共產黨在創(chuàng)建之初，能夠正視自身存在的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的自我糾錯就是很好的例子，此舉最大程度地維護了黨中央的形象和領導地位。然而情況逐漸發(fā)生變化，黨內連續(xù)出現(xiàn)三次“左”的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現(xiàn)象，此時中央對于錯誤采取的態(tài)度出現(xiàn)偏差。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堅決不承認自身錯誤，反而采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式來壓制不同意見者，最后由于革命事業(yè)遭遇嚴重挫折而損害了黨中央權威。與此不同，毛澤東敢于承認并努力糾正錯誤。在尚未成為黨內領導核心時，在維護黨的整體利益的同時，毛澤東堅持與錯誤路線斗爭，甚至不惜失去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隨著在黨內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毛澤東在這方面的作用更為明顯。面對“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遵義會議不僅在關鍵時候挽救了黨和革命事業(yè)，也有力地維護了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方面毛澤東功不可沒。

在如何糾正黨內錯誤方面，毛澤東開創(chuàng)批評和自我批評方式，這種正確認識和處理自身存在問題的態(tài)度和精神，不僅沒有削弱黨的威信，反而更加有效地維護了黨中央權威。維護黨中央權威，必然要對黨內各種錯誤，尤其是對嚴重損害集中統(tǒng)一領導的言行進行批評教育?！包h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zhàn)斗力的武器”，毛澤東很早就懂得這個道理，他在紅四軍政治建軍的過程中反復強調這一點。相較于批評別人而言，自我批評顯得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做不到這一點，糾正黨內錯誤必然缺乏實效。毛澤東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倡導自我批評，將其與批評別人結合在一起。“批評是批評別人，自我批評是批評自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得到成功運用，對徹底清除王明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有力地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維護黨中央權威是黨的政治傳統(tǒng)，是中國民主革命取勝的重要保障，黨在幼年時期不夠成熟，因而其中的規(guī)律并未為多數(shù)黨員群眾所認識。作為黨內正確路線的重要代表，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講政治，堅決擁護黨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在這方面體現(xiàn)出非凡的意志力。更難能可貴的是，毛澤東不是墨守成規(guī)，而將科學理論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大膽探索出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正確方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作出重要貢獻。經過百年奮斗，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改革和建設事業(yè)方面取得輝煌成就，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完成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基礎上，順勢而上開啟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征程，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挺進，維護黨中央權威至關重要。在新發(fā)展階段，深刻把握“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必須加強黨史教育，從中汲取寶貴經驗。認真學習毛澤東早期革命實踐中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成功經驗，深刻領悟毛澤東的偉大人格和堅定意志，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而言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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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嘉興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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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布時間：2022-10-10 14: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