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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思想集中反映在《法哲學原理》一書中。根據黑格爾的論述，市民社會概念可定義為：由私人生活領域及其外部保障構成的整體。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屬于客觀精神發(fā)展的第三階段即倫理范疇，是介于家庭生活和政治國家之間的一個特殊領域，“市民社會是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雖然它的形成比國家晚。其實，作為差別的階段，它必須以國家為前提，而為了鞏固地存在，它也必須有一個國家作為獨立的東西在它面前”。

黑格爾首次將市民社會從政治國家中剝離出來，從學理上完成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由重合到分野的歷史過程。在關于市民社會的問題上，黑格爾以前的政治哲學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現(xiàn)象，那就是把“市民社會”與“國家”視為同一個東西。黑格爾反對傳統(tǒng)哲學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等同公式，對社會契約論者把國家與市民社會混為一談提出了批評，他說，“如果把國家同市民社會混淆起來，而把它的使命規(guī)定為保證和保護所有權和個人自由，那么單個人本身的利益就成為這些人結合的最后目的。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成為國家成員是任意的事”。

黑格爾把“市民社會”叫作“外部的國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國家”，以區(qū)別于他所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或政治國家。這里所謂的“需要”即指人們的物質生活、物質利益的需要，它是市民社會中眾多個體相互聯(lián)系的紐帶。在市民社會里，獨立自足的個人進行生產、交易、消費，以滿足各自的需要。黑格爾指出，人與動物的區(qū)別就在于他們不是隨遇而安，而是通過勞動手段，把自然界提供的原料改造成能夠滿足他們多樣化需要的形式。不難看出，黑格爾所說的市民社會屬于物質生活的領域，其中，“需要的體系”即社會經濟關系領域，是以法律制度和公共權力為后盾的“外在的”政治秩序，因而它被黑格爾視為“外部的國家”。

當然，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亦有其缺點。他在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進行二元區(qū)分的同時，仍將司法制度和警察組織等屬于政治國家的機構納入市民社會的范圍，明顯地暴露出其在分離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過程中的不徹底性。黑格爾將政治國家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把前者視為決定后者的東西，這種“倒因為果，倒果為因，把決定性的因素變?yōu)楸粵Q定的因素，把被決定的因素變?yōu)闆Q定性的因素”的觀點，使他無法超出歷史唯心論。此外，黑格爾高揚政治國家、貶抑市民社會，在他那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體現(xiàn)了“善”與“惡”的兩極，前者是善的體現(xiàn)，后者則被貶為“個人私利的戰(zhàn)場”。

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的研究固然有得益于黑格爾的地方，但二者的差異是主要的。在馬克思那里，“市民社會”不再是黑格爾意義上被貶抑、處于被政治國家所決定的從屬地位的概念。馬克思不僅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全部歷史的發(fā)源地和舞臺”，而且把它改造為唯物史觀的核心范疇，并從“物質交往”“社會組織”“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的意義上加以闡釋。

在《政治經濟批判》中，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抽象性和神秘性，并由此步入唯物史觀的門檻。馬克思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fā)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中去尋找”。馬克思始終站在現(xiàn)實歷史和社會的基礎上，從反映現(xiàn)實經濟關系的“經濟”出發(fā)，從“物質生活關系”出發(fā)來解釋“市民社會”。

在標志唯物史觀誕生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指出：“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所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fā)源地和舞臺，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xiàn)實關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國家的豐功偉績的歷史觀何等荒謬……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在馬克思看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完善，“市民社會的等級差別完全變成了社會差別，即沒有政治意義的私人生活的差別。這樣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會的分離的過程”，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并列的獨立存在，“市民社會的成員在自己的政治意義方面脫離了自己的等級，脫離了自己在私人生活領域中的實際地位”。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既不是人類社會中的永恒現(xiàn)象，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它有其特定的產生和發(fā)展的條件?！笆忻裆鐣笔且欢ㄉa力條件下社會經濟關系和物質交換關系的體現(xiàn)，是商品經濟和私人利益的必然產物。它存在于國家和家庭之間，存在于一切有商品經濟的時代，對私人利益和國家普遍利益的矛盾起著調和作用。

對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馬克思主張“應該到政治經濟中去尋找”。馬克思指出“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fā)展起來的社會組織。沿著這一思路，馬克思把社會存在分為市民社會和國家兩個方面。市民社會構成社會存在的物質生活領域，以物質生產活動為主要內容；國家則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政治生活領域，以政治活動為內容。他指出，物質生產活動的發(fā)展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源泉和動力，是一切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在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市民社會的成員組成了國家；市民社會的經濟基礎促成了國家；市民社會的目的和任務呼喚著國家。市民社會是國家決定性的因素，是國家產生的前提和基礎。馬克思通過對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研究，揭示了人類生活和社會結構的兩個不同層面的特點和相互關系，并由此得出結論：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標志著馬克思在社會歷史領域完成了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

馬克思在揭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正確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兩者的關系提升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的高度。在馬克思看來，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政治制度及思想意識觀念是從屬性的、第二性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則是決定性的、第一性的東西；有什么樣的市民社會，就會形成什么樣的政治國家。馬克思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xiàn)的一定的政治國家?！笔忻裆鐣鳛槿藗冊谏a和交往過程中所發(fā)生的物質關系，以及直接從生產和交換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沖突決定歷史的發(fā)展，是通過市民社會的變化和發(fā)展來實現(xiàn)的。這是因為：如果人們的分工發(fā)生變化，人們的勞動資料、工具和產品的關系發(fā)生變化，那么，人們在生產、交往中的物質關系、人們的經濟組織關系也會隨之發(fā)生變化，最終會引起國家及其他上層建筑發(fā)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fā)源地和舞臺”。

總之，“市民社會”從一個被黑格爾所貶抑、處于從屬于國家地位的概念，到被改造成為構筑唯物史觀理論大廈的重要范疇，在這個不斷提升的過程中，馬克思實現(xiàn)了對黑格爾哲學的歷史超越，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根本性轉變。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