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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研究的四大問題評析
2017-05-03 來源： 《復印報刊資料·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研究》 作者： 趙勇 張飛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外交等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中國道路不斷彰顯其強大生命力，引發(fā)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討論。聚焦國內外學界關于中國道路的內涵解讀、比較優(yōu)勢、國際評價和價值意義四大問題，加以研究評析，以便深化和拓展中國道路研究。
【關鍵詞】中國道路；問題；評析；價值
【作者簡介】趙勇，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張飛，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生。
【原文出處】《思想政治課研究》(滬)，2016.5.59～63，58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世界影響與國際評價研究”(12CKS009)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國外也稱“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以下統稱為中國道路)。近年來，關于中國道路內涵的解讀和認識，一直都是學界熱議的問題之一，目前尚未對其形成統一的共識性界定。深入探索中國道路的本質和內涵，是對中國道路研究的應有之義。
一、關于中國道路的內涵解讀
目前學界關于中國道路的本質和內涵認識，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認識：第一，多維度探究型，主張從多個維度審視中國道路的內涵；第二，特點概括型，以中國道路的某一特點和側面，來詮釋其本質；第三，歷史起點界定型，以不同的歷史起點，去界定中國道路的內容和含義。
(一)多維度探究型：從廣義和狹義、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度去理解和認識中國道路的內涵
以學者張維為為代表，認為中國道路，應有廣義和狹義兩層含義。狹義層面上指的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經驗和思路，與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是同義語。廣義層面上指的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經驗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①也有學者認為中國道路的內涵應包括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多方面基本內容，政治發(fā)展、文化價值建設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更是其突出特點。②還有學者將中國道路概括為“八個社會”和“一條道路”，即共同發(fā)展和共同富裕社會、全民學習型社會、全民健康社會、資源節(jié)約型和環(huán)境友好型社會、安居樂業(yè)型社會、開放創(chuàng)新型和知識社會、和諧與穩(wěn)定社會，民主與法治社會以及堅持對外開放、走和平發(fā)展道路。以上九個方面構成了相互統一、相互協調的中國特色的“發(fā)展之路”等。③這類觀點主張從多個維度和側面對中國道路進行全面探析，避免以偏概全、以點概面的觀點，總體上對中國道路的把握，較為全面客觀，在學界有一定說服力。
(二)特點概括型，以中國道路的某一個或幾個突出特點，來詮釋其本質內涵
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來看，俞可平認為中國道路，“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zhàn)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fā)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zhàn)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治理模式。”④從創(chuàng)新發(fā)展方面來看，陳學明認為中國道路的開辟意味著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式的誕生，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多樣化發(fā)展的一枝奇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⑤從經濟發(fā)展模式來看，有的國外學者認為中國道路，是“極權政府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經濟上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干涉經濟的能力。也有學者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稱為權貴資本主義或權力資本主義等。⑥這類學者力求通過分析和探究中國道路的某一突出特點，來對其內涵進行界定。這類觀點通常視角新穎，讓人耳目一新，但其觀點帶有較強具體指向性，還有部分國外學者由于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影響，容易對中國道路產生片面認識和界定，對此我們要有所辨別。
(三)歷史起點界定型，這類觀點通常，以不同的歷史起點算起，去界定中國道路的內容和含義
以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為代表的“新中國成立論”，認為中國道路的范疇應該涵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60多年。他指出中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探索和后期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中國道路的應有之義。⑦而肖貴清認為中國道路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實踐的過程和結果的總稱。⑧也有學者認為，中國道路是近代120年來，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歷經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探索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fā)展中大國，如何實現民族解放、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道路。⑨這類學者，通常站在不同的歷史節(jié)點來界定中國道路的時間跨度，并且賦予其不同的內涵和意義。
總而言之，不論是多維度探究、特點概括還是歷史起點界定，雖然研究對象同為中國道路，但是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和標準對中國道路進行考察，就會解讀出不同內涵。筆者以為影響學界對中國道路達成共識的因素大體有以下三種：一是關于中國道路根本內涵和本質特征存在爭議，只有把握其最本質特征，才能確定其明確的歷史起點和歷史跨度；二是關于“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關系認識模糊不清，在是否主張構建“中國道路”話語權上存在很大爭議；三是國內外對中國道路的話語系統不統一，由于前兩者原因，導致國內學界尚未形成統一認識，國外學者又多受意識形態(tài)或專業(yè)背景的影響，對中國道路的解讀更傾向于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政治的集權化等認識。導致國內外學者在對中國道路的內涵和本質的分析上，缺乏有效溝通和良性互動。
因此，只有以中國道路根本內涵和本質特征為認識基點，不斷加強國內外學者有效溝通，才能形成關于中國道路的共識性認知，建立有效話語體系。這有助于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
二、關于中國道路的比較優(yōu)勢
關于中國道路的內涵界定，雖然學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以及政治、社會、軍事、外交等方面不斷取得的新成就，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存在也依然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理性探究中國道路背后的比較優(yōu)勢，是對中國道路研究的應有之義。
(一)國內學者關于中國道路比較優(yōu)勢的認識
1.以張維為為代表的“制度優(yōu)越論”。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在走訪百國之后，通過自己親身體驗，對于中西模式反復對比，認為中國道路的優(yōu)勢歸根到底是背后的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制度安排。他強調中國的制度安排就是“‘一國四方’——‘一國’指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四方是指四個制度安排：一是政黨制度，中國是一個國家型政黨(整體利益黨)，它的作用是領導和協商；二是在民主制度，協商民主包括民主集中制；三是在組織方面，中國有選賢任能制度；四是混合經濟制度，強調政府和市場兩手抓”。中國模式的成功，根本上是由于這種制度的合理安排。他認為這種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夠確保政治、社會和資本三種力量達到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平衡”。⑩
2.以崔曉麟為代表的“治理體系優(yōu)勢論”。他認為中國道路建立了一套系統的治理體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成了新中國的政治治理結構及治理體系，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zhí)政的合法性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與當時蘇聯等社會主義各國相比獨具特色、富有創(chuàng)造性。⑾
3.以沈伯平為代表的“理念優(yōu)越論——實事求是”，沈伯平認為中國道路優(yōu)越性根本在于實事求是的理念，并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他說：“如果中國模式對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發(fā)展有什么啟示的話，那就是實事求是，必須根據本國國情自主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發(fā)展道路。”⑿
4.以俞可平為代表的“政府優(yōu)越論”。俞可平強調中國政府主要優(yōu)勢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積極主動參與全球化過程又同時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第二是正確處理了發(fā)展、改革、穩(wěn)定的關系；第三是堅持市場調節(jié)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機制。三個優(yōu)勢中他特別強調第一個優(yōu)勢，他認為“一個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達到社會現代化的目標，關鍵一點就是政府駕馭全球化的能力。中國現代化戰(zhàn)略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擁有較強的駕馭全球化的能力”。⒀
(二)國外學者關于中國道路比較優(yōu)勢的認識
1.以鄭永年為代表的“外交優(yōu)越論”。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從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視角總結了中國四大比較優(yōu)勢：第一是經濟發(fā)展提倡多邊主義，例如東盟-中國(10+1)、上海合作組織、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都是成功的例子；第二是外交睦鄰政策，對于領土糾紛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模式，并且提出“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⒁第三是中國理念的影響力，“中國提出的‘和平發(fā)展’、‘和諧世界’已逐漸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軸”。這都展示著中國文明所內含的“和諧”、“友愛”、“愛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中國的國際形象得到大幅提升，中國在日后國際事務中越來越成為負責任的大國。⒂
2.以杜平為代表的“經濟優(yōu)勢論”。他在2009年3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fā)表《中國特色到了關鍵時刻》認為“中國特色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龐大的海外市場，尤其是美歐發(fā)達國家的市場，海外市場一旦靠不住，中國模式就少了一個重要的支撐點。”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主要有兩方面比較優(yōu)勢：第一中國經濟是一種混合型經濟，國家可以通過國有企業(yè)和部門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第二中國經濟堅持出口導向和刺激內需相結合，同時兼顧把握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堅持兩條腿走路。⒃
3.以烏瑪爾·朱沃諾為代表的“獨立自主優(yōu)勢論”。印度尼西亞信息與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烏瑪爾·朱沃諾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在于兩方面：一是中國堅持走自己獨特的道路，是獲得成功的秘方；二是中國發(fā)展了一種政府和市場機制相互協同的體系。“在市場機制下，通過競爭提高效率。與此同時，政府的職責主要是提供法律依據和確保經濟發(fā)展的公平公正。”⒄
總體看來，國內學者對于中國道路比較優(yōu)勢的關注視野廣泛，涉及了中國的制度安排、政府職能、政黨優(yōu)勢、治理體系、思想理念等多個方面，較之于國外學者，更為客觀全面。但多數研究是以某一專題或從某一個特定視角進行研究，在跨領域、多維度的考察、外交影響、文化軟實力影響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反觀國外學者，他們則更加關注中國道路成功后引發(fā)的國際影響，其關注點聚焦于經濟制度、外交優(yōu)勢、執(zhí)政機制等方面，注重對時事關注和把握。不過國外學者對于中國道路比較優(yōu)勢的認識，在對中國政治、歷史、文化的認知上存在諸多局限性，他們更多側重于中國道路經濟奇跡的原因分析，而對于中國道路背后的思想文化、制度安排、發(fā)展理念等方面的研究關注不足。這就需要國內學者在汲取國外學者的成果的基礎上彌補這一缺憾。
三、關于中國道路的國際評價
由于對于中國道路的內涵和比較優(yōu)勢認識不同，所以國外學界對于中國道路的評價也褒貶不一，目前主要體現為，客觀“肯定論”、直接“否定論”和間接“否定論”三種論調。
(一)客觀“肯定論”
持該觀點的代表性學者有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法國學者馬西莫·普蘭迪、俄羅斯著名漢學家季塔連科等人。他們普遍承認中國的發(fā)展，有自己獨特的模式和道路，認為中國道路尤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優(yōu)越性，是對人類文明發(fā)展模式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彼得·諾蘭在《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所說的“第三條道路”是指國家與市場之間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共生的相互關系，那么中國2000年以來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條道路”。可以作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一種替代選擇。⒅同樣，俄羅斯著名漢學家季塔連科認為，“今天的中國，沒有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模式，而是經過對不同發(fā)展模式的比較，總結各個國家的經驗，在汲取精華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⒆另外，新加坡學者鄭永年也在2010年5月發(fā)表的《“中國模式”為何引起世界爭論？》一文中指出，“中國模式是客觀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任何一種文化的人都有權利去看，去解釋這個模式。”⒇此外，美國杜克大學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則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為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和替代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發(fā)展方案。他期望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獲得新的發(fā)展和成功。“在此語境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具有地方性意義，更具有世界歷史意義。”(21)
(二)直接“否定論”
與客觀“肯定論”相對立的則是以美國學者喬納森·安德森、德國學者托馬斯·海貝勒，以及美國的社會學教授喬爾·安得斯等人為代表的直接“否定論”。這類學者不認為存在具有特別價值的中國道路的存在，中國的發(fā)展模式并不具有獨創(chuàng)性。納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指出，中國過去發(fā)展的道路只是“華盛頓共識”的成功案例或者東亞模式的模仿而已，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戰(zhàn)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華盛頓共識的主張，諸如建立健全的市場、保護產權、穩(wěn)定宏觀經濟、執(zhí)行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等——“中國做的這些事情和標準的經濟告訴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沒什么差別，跟‘華盛頓共識’實際上沒什么差別。‘華盛頓共識’如果要找成功的案例，中國大概應該是一個。”(22)同樣，德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托馬斯·海貝勒也指出：“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因此我認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并不存在。”(23)還有學者認為，中國走的是東亞道路，其特點是強大的國家、活躍的家庭勞動經濟和主要由小企業(yè)組成的私有經濟和小規(guī)模資本主義經濟。此類觀點，直接忽視中國道路取得的一系列歷史性成就，直接否定其獨創(chuàng)性，大力鼓吹“復制論”，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
(三)間接“否定論”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通過曲解中國道路的性質，從而間接否定中國道路的價值。由于受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一部分國外學者對于中國道路性質的解讀，常常有意回避到其本身所有的社會主義屬性，將其變向的解讀為國家資本主義、封建資本主義、既資又社的混合體、市場社會主義等模式。以伊恩·布里默、美國前國務卿賴斯等人為代表，把中國道路歸結于“極權政府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國家資本主義”，中國經濟上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干涉經濟的能力。以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毛里和子等人為代表，強調中國儒家文化、封建官僚主義等在中國發(fā)展中的作用。還有以波蘭科學院哲學和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亞當·沙夫為代表的一派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是中國式社會主義，也不是中國式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24)中國的社會形態(tài)問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無法給予明確的界定。以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皮沃瓦羅娃為代表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種聚合的“混合經濟”，各種生產力水平參差不齊，各種形式所有制經濟并存，各種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并存。(25)
總之，目前國外學術界對中國道路的評價和認識，存在部分的負面評價和歪曲性解讀，其分析邏輯主要體現為以下四種：第一是將中國道路等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以看待，試圖重點從經濟發(fā)展模式的角度和立場出發(fā)，對中國道路進行評價和定性分析，這里觀點以德國學者托馬斯·海貝勒、美國學者喬納森·安德森為代表；第二是將中國道路視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去分析，試圖通過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模式，去解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騰飛的原因。這類學者主要以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為主要切入點，淡化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本質屬性，以伊恩·布里默、美國前國務卿賴斯等人為代表；第三是將中國道路看做是“中國超越”來理解，在這部分學者視域中，中國道路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超越，可以作為對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一種替代選擇。以美國的阿里夫·德里克、英國的彼得·諾蘭為代表。他們過分強調中國道路優(yōu)越性，回避其現存的問題，不免有捧殺的傾向；第四是將中國道路用“中國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術語來指代，片面的理解和考察中國道路。上述因素嚴重影響了國外政界、媒體和學界對中國道路全面客觀的認知，給我們構建有效中國道路話語權，制造了很大的挑戰(zhàn)，需要我們認真審視研究。
四、關于中國道路的價值與啟示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全球呈現出兩個世界：一面是經濟蕭條失業(yè)率不斷上升的資本主義世界；一面是經濟依然保持快速發(fā)展的中國。這不僅使“中國崩潰了”不攻自破，更進一步彰顯出中國道路的巨大優(yōu)越性。中國道路的開辟不僅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至關重要，而且對整個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也意義重大。
(一)中國道路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重大啟示
1.堅持獨立自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道路是在對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中華民族發(fā)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歷史已經向我們證明，只有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斷地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動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的前進。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批判吸收人類文明成果，一味照抄照搬他國的經驗是絕對不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經驗啟示我們，一定要從國情出發(fā)走適合于自己發(fā)展的路。
2.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推進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發(fā)展，為中國道路的實施提供理論指南。黨的十八強調：“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堅持、與時俱進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26)因此，在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彰顯中國特色。
3.堅持和平發(fā)展的外交理念。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中國與世界關系日趨緊密，和平穩(wěn)定不僅對中國自己的發(fā)展至關重要，對于世界的繁榮富強也有關鍵作用。在國與國之間關系上，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各國建立友好合作關系，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用實際行動反駁“中國威脅論”，抓住歷史發(fā)展的機遇，加快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建設，力爭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4.積極構建中國道路的國際話語權。隨著中國的不斷發(fā)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要想在國際舞臺上發(fā)揮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貢獻，就必須要有中國自己的國際話語體系。面對西方話語體系的強挑戰(zhàn)，中國必須進行有力的回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不是天賦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要靠主動作為和自覺建構才能獲得。這種建構必須要從全局性、長遠性、根本性問題的高度著眼，構建一種既體現中華民族特色，又能體系現代社會價值追求，還能保持馬克思主義的品質的新型話語體系。
(二)中國道路對人類發(fā)展的重大啟示
1.中國道路的開辟意味著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式的誕生。它向世界證明了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不能只有一種社會、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fā)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27)，深刻揭示和彰顯了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多樣性，可以促使西方世界對資本主義發(fā)展方式的反思。中國道路的開辟使人類有可能摒棄“獨占”、“獨有”、“獨霸”，以及“零和博弈”的思維，而樹立“合作”、“共贏”、“共享”的理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為人類發(fā)展面臨的空前挑戰(zhàn)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和借鑒。
2.中國道路對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有良好的示范效應。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功，已經為國際社會所公認。中國的執(zhí)政黨忠實地繼承和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傳統，從為人民謀福利中獲取執(zhí)政的合法性，正被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所關注。“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實事求是”以及“發(fā)展共識”的發(fā)展理念也越來越得到廣大發(fā)展中國國家的認可。只有堅持在獨立自主中不斷的對外開放，虛心學習他國發(fā)展經驗，大力發(fā)展經濟，走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才能實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
3.中國道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意義重大。中國人民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危難之時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性成就。它的開辟不僅拯救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更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點燃了新的希望。它科學地回答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以及“在發(fā)展中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世界之間”，為解答經濟文化落后地國家建立和發(fā)展社會主義這一世界性難題提供了新的途徑。中國道路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批判性繼承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fā)展。
總之，對于中國道路以及其背后的成功經驗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更清楚、更理性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模式的獨特優(yōu)越性，更有利于增強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時還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驗，促發(fā)了資本主義世界必要的反思。因此，中國道路不僅對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而且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具有重大意義。
注釋：
①⑩張維為.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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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俞可平.關于“中國模式”的思考[J].紅旗文稿，200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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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王慶五.中國道路、中國模式與中國經驗[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9(3).
⑾崔曉麟.道路自信與毛澤東的探索和貢獻[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5 (1).
⑿沈伯平.道路自信與中國模式話語權[J].江蘇社會科學，2013 (5).
⒀俞可平.關于“中國模式”的思考[J].紅旗文稿，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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